【全真教】_神话传说

全真教简介

道教教派，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籙﹐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道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存真﹐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金莲正宗记》称该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按指炼内丹──引者)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王重阳死後﹐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道﹐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见北七真)﹐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邱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在发展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僧人不满﹐而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馀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又见恢复。明代朝廷重视正一道﹐全真道相对削弱。入清以後更为衰落。

现存全真道的早期史料较多﹐《正统道藏》收有王重阳以及北七真的著作﹐教史有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李道谦的《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等。但後期的史料较少。清人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和今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道的历史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

全真教是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元代以来与正一派一起延续至今。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鲜明，这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真教仿效佛教禅宗，不立文字，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反对符箓与黄白之术，以修真养性为正道，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全真教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道观，不得蓄妻室，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和正一道很不相同。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

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传道说法。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全真道。

全真教的兴衰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又保持着清楚的传承体系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金元时期，经历了王嚞、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赵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它整个发展的历史，大略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初传时期

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是初传时期。王嚞经过多年努力，于大定七年（1167）把教派建立起来之后，于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马钰嗣教，七大弟子分别在秦、翼、鲁、豫等地修炼、传教，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尹志平《北游语录》称，马钰掌教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所谓无为，指全真道的个人内修之“真功”，即以很大精力从事个人修炼，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云游乞食的生活。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此时与金廷上层统治者也无直接关系，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

《北游语录》称刘处玄遵行的教旨是“无为、有为相半”，至邱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有为，即指创观收徒活动。在此时期，他们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收了相当数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宫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召至京，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翌年，又召王处一。王抵京时，世宗驾崩，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

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明昌元年（1190），金廷“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虽以惑众乱民”为由，下令“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一直未能遏制其发展，以致“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二)鼎盛时期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邱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他的召见。在金世宗、章宗两朝（1161～1208），经过刘处玄、邱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在民间已拥有了较大势力，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鉴于金王朝行将灭亡，南宋十分屠弱，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乃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他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称：“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安葬邱处机，和1241年会葬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会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难免夸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是事实。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三)南北归宗时期

自元宪宗八年（1258），全真道在《化胡经》斗争中失败以后，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中经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始宣布大弛禁：“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据现在所知，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

这种安排，显然是抬高了北宗，降低了南宗，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安排，故终被双方所接受，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他们所居之地，早已不是王嚞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而是置诸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平时所为，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则是忙于与通显豪家相往还。陈垣先生称全真道上层的这种变化为“末流之贵盛”。上层贵盛了，教务随之却退步了。前期人才济济的景象不存在了，渐显出人才凋零的景象，前期那股朝气不见了，渐显出衰老的暮气来。

(四)衰落时期

入明以后，全真道步入衰落时期。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后来的实际作法确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首领并不住在白云观，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上述情况下，全真道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其正宗为“七真派”。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宗刘处玄的随山派，宗潭处端的南无派，宗马钰的遇仙派，宗王处一的嵛山派，宗郝大通的华山派，宗孙不二的清静派。其中以龙门派势力最大，记载也较多，其余六派所知甚少。至清初，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龙门派更盛于其他各派。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支派，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清嘉、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以上派系再经繁衍，在明清时期，又分化出更多的小派。据《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即有八十六派，（含全真、正一两系），每派均有取名排辈用字。派系分衍愈多，并不表明道教的强大，恰恰反映它的衰微。

全真教的特点

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国北方相继兴起的三个新道派之一。

它与原有的道教旧派有显著的不同。

三教合一的思想

六朝以后，三教合一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儒、释、道三家，不时有头面人物出来打此旗帜，以推行其学说。

王嚞在创立全真教时，也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作为创教的宗旨。他在山东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个会，皆冠以“三教”二字。传教时，又劝人诵读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他的这种思想亦为其弟子所接受，而加以广泛宣传。如马钰有诗劝僧道合同，勿相诽谤，其《赠李大乘兼呈净公长老》诗云：“虽有儒生为益友，不成三教不团圆。”《丹阳真人语录》称他“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其他弟子也如此。邱处机《磻溪集》卷一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

刘处玄《仙乐集》卷三也称“三教归一，弗论道释”。

全真道的创建者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等方面都贯彻三教合一的思想。全真道的教义集中体现于“全真”二字。对此二字有过多种解释，或谓使“真性”保全，或谓使“精气神”三全，或谓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后者是全真道创建者们十分强调的。

他们以“忍辱含垢”为“真功”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要忍辱含垢？则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尹志平的《北游语录》中称：“凡人无故遭人欺罔困辱，甚或杀害，莫非还宿债也。”郝大通弟子王志谨说：“乃至大小喜怒、毁谤、打骂、是非，见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结旧冤，现世要还。须当欢喜承受，不敢辩证。承当忍耐，便是还讫。但有争竞，便同抵债不还，积累更深，冤冤重结，永无了期。”他们以“苦己利人”为“真行”，所谓苦己，就是实行绝对的禁欲主义，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实行苦行生活。他们又以履行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修炼“真功”、“真行”的前提。这是对道教传统的积功累行的修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王嚞教在家修道者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又谓修炼内丹，必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为首务。马钰入道的《立誓状文》也以“遵依国法为先”。总之，在教制、教规、内丹修炼方面，无不汲取儒、释。可以说，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是比其他旧派道教更为鲜明的特征。

成仙证真的信仰

长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它是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标志。全真道的基本信仰也是如此。但是它和旧道派有很大的不同，旧道派大都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即所谓“白日飞升”。全真道则不然，它在成仙信仰上，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王嚞谓：“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又谓“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因此他批评肉体长生的追求者，曰：“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刘处玄的《至真语录》亦称：“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又：“真我者，人之性也，……无形之道也。”“无形之道则真也。”“伪我，则养身之道，则假也。”全真道放弃肉体不死的信念，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虽与旧道教相区别，但却与佛教追求的“涅”相近似。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真性，或叫本来一灵，元神，元性，真心等概念，即源于佛教。

既然肉体是要死的，只有“真性”、“阳神”得到解脱后可以长存、升天，因而他们乃视人的肉体为桎梏，意欲其毁灭，以便真性、阳神的早日解脱。所以人们在王嚞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能见到许多破斥肉体、否定人生的言论。邱处机斥肉体为“臭皮囊”和“烂肉”，“一点如如至性，扑入臭皮囊，游魂失道，随波逐浪，万年千载不还乡。”“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一团脓，三寸气，使作还同傀儡。”谭处端认人体“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王嚞等又斥人体为“走骨尸”、“骷髅”。曾画骷髅警马钰，又作《叹骷髅》诗。谭处端云：“骷髅骷髅颜貌丑，只为生前恋花酒。”邱处机又谓“子羽潘安，泉下骷髅总一般”。又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

全真道还援引禅宗的见性成佛说，宣称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谭处端称“一念不生，则脱生死”。

邱处机称“一念无生即自由”。王嚞进一步宣称：“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不着空见即超无**。”他认为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虽然身居一室之内，却“性满乾坤”，谓之“法身”。“法身者，无形之相也，不空不有，无后无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长，用则无所不通，藏之则昏默无济”。这里所谓的“法身”，大概就是全真道所追求的那个不死的“真性”和“阳神”的形象，但它和佛教所谓的离言绝相的“法身”却十分相似的。

先性后命的内丹学说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认为道教其他修炼术皆为“区区延年小术”，只有该派所倡的内丹术为“天上大道”。他们的内丹术渊源于钟、吕，以性命双修为基本内容但与道教南宗修持的路线相反，不是先命后性，以修命为主，而是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嚞云：“宾者是命，主者是性。”邱处机称：“吾宗惟贵见性，水火配合（指炼气修命--引者注）其次也。”又说该派内丹功是“三分命术，七分性学”。其《大丹直指》所述九节丹功，前三节为命术，后六节为性学。所谓先性后命，大略是教人先收心降念，做对境不染的明心见性功夫，使心定念寂，然后静坐调息，按钟吕派传统内丹法程序，依次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首领从这种先性后命、以性为主的基本路线出发，有时又宣扬一种以性兼命的丹法，谓只要修性，或直接炼神还虚，即可自然了命。《丹阳真人语录》称，做清净心地工夫，“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充，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李道纯《中和集》卷二《试金石》分所有丹法为三乘九品，以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为“最上一乘”之顿法。牧常晁《玄宗直指万法同归》卷二也分丹法为顿、渐二乘，称直接修性者为顿法。很显然，全真道这种先性后命、以性为主、或以性兼命的丹法是受禅宗影响很深的结果，故牧常晁称之为“释氏金仙之道”，可谓一语破的。

森严的教制教规

全真道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他们为了贯彻成仙证真的信仰，曾经大力破斥肉体和人生；同样，为了实现出家、建立宫观制度，又宣称家庭、亲情的虚妄。他们称家庭为“牢狱”、“火宅”，称父子夫妻亲情为“金枷玉锁”，教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笼”，出家修道。王嚞曰：“儿非儿，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总是冤家敌面仇，争如勿结前头苦。”“莫骋儿群，休夸女队，与公便是为身害，脂膏刮削苦他人，只还儿女从前债”。谭处端云：“茫茫苦海，逐浪随波，便宜识取抽头。恩爱妻儿，都是宿世冤仇”，将“这冤亲系脚绳儿一刀两断。”所以马钰宣称“家”、“道”不能两全，应该及早觉悟，“莫待丰都追帖至，早归物外住云庵”。

王嚞立教之初，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居住条件力求俭朴。《重阳立教十五论》谓：“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在这期间，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王嚞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如马钰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并誓死赤足，复不饮水，冬不向火。王处一“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烂至骨。山多砺石荆棘，赤脚往来于其中，故世号铁脚云”。邱处机“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龙门山七年，如在磻溪时”。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持不语戒，儿童戏触亦不动。“寒暑风雨，不易其处”。

全真道初期，还信奉绝对的禁欲主义信条，王嚞把人的七情五欲视为成仙证真的障碍，生死轮回的根由，要人“把七情五欲都消散”，“脱人之壳”而“与天为徒”。邱处机奉答成吉思汗时称：“学道之人，……世人爱处不管，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而气散则体衰夭亡，死后还要沉于地为鬼”。王重阳规定：“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援爱念，忧愁思虑。”

尹志平更进一步规定道徒要尽量减食、省睡、断**，宣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则多睡，多睡情欲所由生”。

随着组织的扩大，特别至元初进入鼎盛以后，原来简朴的草庵，变成雕梁画栋的大殿高堂，宫观又拥有不少的田产，这时乞食苦行的生活恐已难实行。但是宫观的管理制度和清规戒律却随之逐步完善。其制度和规戒，大部仿效佛教，制度之完整和实行的严格，在道教诸派中是首屈一指的。

经过王嚞及其弟子们对全真道教义、教规以及理论方术等的全面阐释后，使全真道具有了较新的面貌而屹立于诸道派中，为后来发展为道教两大派之一打下了基础。

全真七子

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七位嫡传弟子。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因其对全真道的传播和发展作过贡献，被尊为北宋真人，并得到元世祖的诏封。他们多出身世家大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师承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虽各创一派，但宗教思想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全真七子”在金庸小说中被艺术化了，《射雕英雄传》后的附录，也不详尽。

马钰，初名从义，字宜甫，一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汉扶波将军援之后，本扶风人，五代兵乱迁宁海。世业儒，祖觉，字翠叟，至孝，通五经，父师扬，字希贤。仪观修伟，沉静有度量，以孝义称。母孕梦麻姑赐丹一粒吞之，觉而分瑞，太宗天会元年五月二十日生。师儿时常颂乘云驾鹤之语，及长为儒而不思进取。大定十年七月马丹阳祖师与乡人战师饮于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师题诗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吃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后重阳师自终南来，径入怡老亭，战师问：“布袍竹笠冒暑东来何勤如焉。”曰：“宿缘仙契有知己之寻。”既食瓜即从蒂而食，问其故曰：“甘从苦中来。”问从何处来，曰：“路远千里，特来扶醉人。”马祖默念言：“予从前所有醉中人扶之语，何以得知。”因问何名为道，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后马丹阳师从重阳祖师，得祖师九转还丹功夫（悟五行不到之言，得九转还丹之诀）。后来马祖居东亭，墙外有林檎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师从环汲水以沃之复活。因作异术记。芝阳道友崔公，阅其文疑其过情。遂于四月移竹两丛，松一株于全真庵以移植，不时枝叶皆黄萎。崔启师曰：“此竹松可活否？”师答诗云：“窗外不惟君子绿，庵前又喜大夫青”之句。遂令门人于知一，去其黄叶，以涤面水溉之，不旬日荣茂如初（甘泉润物，变朽回春）。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六年已已正月褒赠丹阳抱一无为真人。后改动为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

谭长真，名玉字伯玉后名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乃王重阳祖师所授之也。世为宁海人，金太宗天会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岁偶坠井，其家人急救之，则安坐乃上出之，无所伤。世宗大定七年闻王重阳祖师在马丹阳家。径往乞备门弟子。得到重阳祖师四句真言诗一首而契身于道（金骨仙姿，得四言而契道）。后谭祖东游抵阳武县北，夜见北斗交换，星如车轮。及呼道众观之，其星尚如鸡卵，动摇不定。久之复故，师念圣号甚勤。卫州淇门镇石孔里问师持念之故。师云：“众亦宜念，今岁当有大水之灾。众莫之省，是年河决……”后九年于黄县卢山延真观悟道成真（卫州变化，坐十载以成真）。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至元六年已已正月褒赠长真云水蕴德真人。后改动为长真凝神玄静蕴德真君。

刘长生，名处玄，字通妙，长生其号也。金熙宗皇统七年七月生于东莱之武官庄。其先九世，孝友相继。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朝廷旌其门闾特免本郡诸役……母王氏夜梦白衣翁平出西南指之，有玉树而四枝各有一金叶。令取其一曰：“他日异人，意将取之。”叶自坠于手，视之则金蝉飞起而复投于口中，翁失所在。十月三日师乃生，是夜紫气二道，从太基山横贯其家，师自幼而孤，事母以孝闻。金世宗九年春于邻居壁间人所不及处得二颂，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养性真仙人，须作长生不死人。”是年九月，王重阳祖师与其徒马丹阳、长真自东而来，师与母但往参谒祖师，一见之问：“汝解壁间语否？”师不言，四人相视而笑，正所谓“目击道存之妙也”。又言王重阳祖师爱其殷勤，美其专精，顾其神采之不群。乃叹之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于黄尘。”故赐之诗曰：“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例先曹。明榔相唤知予意，濯出洪波万丈高。”是年刘二十三岁（壁间墨迹之非凡，雪竹月松之姿异）。后刘师居洛阳市中土地庙，不语三年。俄迁城东云溪洞，徒众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凿之二丈余得，下贯源泉。人问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师指庵右冯氏园曰：“此吾身后之缘。四十年后园之松柏死，炁水西流其地，当不售而得之。”乃磨一碑埋于中。后果应验（三井有多生之记，一时著显化之功）。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至元六年已已正月褒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后改动为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君。

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世为显姓。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自友好学不娶。金熙宗大定六年，师甫十九居昆嵛山间，闻重阳师于宁海全真庵即往师焉。后来，邱祖曾在蟠西河积功磨性经历了六年，龙门洞内又坐了七年的真功（蟠西六年，龙门七载），圆满得道，被皇帝赐予敕书虎符，管领天下道教（道功备而名闻时主，丹符锡而掌握神仙）。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至元六年已已正月褒赐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后改动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主教真君。是为龙门派祖师。

王处一，宁海东牟人，玉阳其号也。金熙宗皇统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梦红霞绕身惊寤。是日乃生。甫七岁，尝气绝仆地，移时方苏。母惊问：“汝何为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师因悟生死之理。少年时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于盘石之上，呼之使来，预言，他日必扬名帝阙，为道教宗主。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应。世宗大定八年在文登牛仙山居，人告以王重阳祖师到，即谒全真庵请为门弟子。次年迁居查山云光洞，王重阳掷伞二百里传书，依伞上“全阳子”三字而封之（石上谈玄，空中飞盖）。后遨游齐鲁，大著神异，度人驱鬼，起死回生。金主诏赴，九问九答，大副宸衷，隆礼有加。亦曾多次奉旨建醮、祈雨。遇妒嫉，赐以鸠饮之，乃归。入池不死，发尽脱落，不能受冠。归后丁巳年四月二十二日飞升。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至元六年已已正月元世祖褒赐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人。后于武宗时加封为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俗称仑山王祖，留传仑山派。

郝大通，字太古，山东宁海人，广宁其号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生。初名璘，号恬然。世为宦族。据《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言其少孤事母至孝，有出尘修真之志，好读易，晓卜筮。梦神人示以周易秘义。由是洞晓阴阳律历卜巫术。厌纷华而乐淡薄，隐德于卜筮之中。后“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复授以易之大义。十五年坐沃州桥下而不语。”世宗大定三年，遇重阳祖师于宁海州，背坐于石，郝曰：“请先生回头！”重阳祖曰：“君何不回头？”郝忽惊异！遂拜为师。翌日晚于朝元观付以二词。言下领悟，如走万里迷途一呼知返。次年母终，遂弃家寻师，八月三日从祖师。入昆仑烟霞洞请列门弟子中而求法焉，受道真诀。二十二年居真定升堂讲演，远近来听者常数百人，有人问答歌诗，周易参同演说图象（卦图斯演，至道大成）。晚年又写了《太古集》一书，以卦图叙述得道成仙的秘诀（早穷易道之言，晚造神仙之诀）。后乃成仙。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金莲正宗》，大元至元六年已已正月元世祖褒赐广宁通玄太古真人，后武宗时加封为太古广宁通玄妙极真君。世称华山郝祖，流传华山派。

孙不二，号清净散人。宁海豪族孙忠翊之**也。金太祖天辅二年戊戌春，母梦七鹤舞于亭，一鹤渐入怀，觉而有娠，至己亥正月五日乃生。孙姑性慧聪明，温和慈善，柔淑贞懿之态，严于礼法，挺乎自然。长适马丹阳，克尽妇道，生三子。因夫拜重阳祖为师，筑全真庵学道。重阳祖欲度仙姑，乃显神通：如大醉径造内宅，卧于孙姑寝室，孙姑责其非礼！怒锁房门，使仆呼夫归。告之。丹阳曰：“师与我谈道，不离己席，岂是有事？”及开锁，见室已空，同往道舍，见师正浓睡！于是孙姑竟加笃信，遂亦拜重阳祖为师；师授以天符云箓秘诀。夫妻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后孙仙姑从风仙姑居洛阳下清宫之风仙洞乞食度日，垢面蓬头，以秽污而远世魔。内修仙道，外隐仙迹，七年乃成（清净散人，探玄得道）。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言，一日沐浴更衣，跏趺而逝，奄然而化，香风散漫，瑞气氤氲，竟日不散。时丹阳居宁海环堵中，俄闻仙乐骇空，仰而视之，见仙姑乘彩云而过，仙童玉女旌节仪仗拥导前后，府而告丹阳：“吾先归蓬岛侍君也。（蓬莱仙路，亿劫独持）”按《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大元至元已已正月褒赐清净渊真顺德真人。后元世祖时敕封为清净渊真玄虚顺化元君。俗称清净孙祖，流传清净派。

“布袍竹笠冒暑东来”、“十五年坐沃州桥下而不语”、“乞食度日，垢面蓬头”：这些该当是七真们的真实写照吧？能有金阙陈情、玉炉焚香的庄华，亦有蓬头垢面乞食度日的困窘，然均能以平常心安然处之，不碍修仙之志:的确是祖师风范。小说上对他们的再造，不违反其基本的经历与性格。

王重阳

王重阳（1112—1170年），名哲，字知明，号重阳。少时醉心武学，后经吕洞宾传道度化，遂摈弃妻子儿女，学道成仙，创立了全真教，被尊为重阳帝君。

祖籍陕西咸阳大魏村，出生于庶族地主家庭，后迁终南县刘蒋村。幼好读书，后入府学，中进士，系京兆学籍。金天眷元年(1138)，应武全真教略，中甲科，遂易名世雄。年47，深感“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愤然辞职，慨然入道，隐栖山林。金正隆四年(1159)，弃家外游，自称于甘河镇遇异人授以内炼真诀，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在南时村挖穴墓，取名“活死人墓”，又号“行菆”，自居其中，潜心修持2年。三年，功成丹圆，迁居刘蒋村。七年，独自乞食，东出潼关，前往山东布教，建立全真道。

其善于随机施教，尤长于以诗词歌曲劝诱士人，以神奇诡异惊世骇俗。在山东宁海等地宣讲教法。同时，先后收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郝大通、王处一为弟子，遂后建立全真教团。收弟子7人，后世称全真教七真人。十年携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4人返归关中，卒于开封途中。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王重阳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全真道内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必修经典，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便是修行的真捷径。所以，全真道不崇尚符箓，不事黄白炼丹之术。

其死后三年间，全真道传教范围波及关中、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分，遍于社会上下各阶层。在组织上、理论上为全真道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金章宗赐庵名为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即重阳宫)，全真道尊为祖庵或祖庭。

道教分南北两派，南派为旧教，称为正乙派，北派即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王重阳修道十一年，主要在山东宁海一带传教，共收入门弟子七位，号封“全真七子”。分别为长春子邱处机、丹阳子马钰、清真散人孙不二、长真子谭处机、长生子刘处玄、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其时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派在元朝倍受恩典，从而使道教也倍受尊崇，道教曾被封为国教。因而，金元年间，新道教全真教备受推崇，道观遍及大江南北。

历任掌门

王重阳：王重阳糅合儒家和道、释的思想，主张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全真道徒必修的经典。他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也不信白日飞升之说。认为修道的根本在于修心，务必除情去欲，达到心地清静，则身在凡尘而心已在圣境；即“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传世著作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均收入《正统道藏》。

马钰：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赠为“丹阳抱一无为真人”。世称“丹阳真人”。为“北七真”之一。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遇仙派，简称遇仙派。马丹阳继承重阳性命双修理论，以清静无为而定全真修炼风貌，以心合性，以神气释性命而终以静净无为统道。弟子极多，著名者十人，弟子李守宁为元初四大高道之一。著有《神光璨》、《洞玄金玉集》等。

丘处机：是全真道掌教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人。曾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诏前往西域雪山，应其“有长生之药否”之问时，答以“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敬天爱民之本”“清心寡欲为要”，并以戒杀、清心寡欲等养生之理劝喻太祖。太祖深深折服，并予虎符及玺书赠之。后定居北京，建白云观，卒葬后殿中，墓今尚存。养生专著有《摄生消息论》一卷等。

谭处端：元世祖至元六年赠封“长真云水蕴德真人”。为“北七真”之一。号长真真人。以修炼、传承他的教理、思想为主的门人派别称为全真南无派，简称南无派。谭处端师事王重阳，朝夕参请，多得玄旨，摒绝思虑，泯灭人我，苦心修道，同时关注儒家伦理，认为“忠孝仁慈胜出家”，他略微修改了马丹阳出家修行的理论，认为在家也可以修行，这一修改，使此后全真道更适合民情而得到迅速发展。谭处端有《云水集》传世，今存《道藏.太平部》。弟子有王道明、董尚志。

尹志平：尹志平掌教后，元统治者之支持如故。全真道的鼎盛局面得以继续发展。太宗四年(1232)，窝阔台南征还燕京，志平迎见于顺天，帝令皇后代祀香于长春宫。太宗六年，皇后遣使劳问，赐道经一藏。太宗七年春，去沁州(今山西沁源)主黄箓醮事。九月，达平阳(今山西临汾)，命宋德方率众编纂《大元玄都宝藏》，志平为之请旨并筹措经费。同年，为尊显其祖师，又去陕西兴复佑德、云台二观，太平、宗圣、太一、华清四宫，以翼祖庭。“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太宗八年秋，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返燕京途中，“道经太行，山间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积”。以上所记，难免有所夸大，但表明尹志平掌教时期，全真道的影响是很大的。姬志真《南昌观碑》云：“长春真人**之后，大阐门庭，室中之席不虚，户外之屦常满。及嗣教清和真人(指尹志平——引者注)作大宗师，宠膺上命，簪裳接迹，宫观相望，虽遐方远裔，深山大泽，皆有其人。”太宗十年春，尹志平年届七十，将教事付李志常，而归隐于大房山之清和宫。定宗三年(1249)春，特旨赐“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又赐金冠法服。宪宗元年(1251)春逝世。中统二年(1261)，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至大三年(1310)，加赠“清和妙道广化崇教大真人”。

他平生所作咏怀、遣兴、唱和、劝戒等诗词歌颂甚多，结为《葆光集》三卷。其弟子段志坚编辑《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四卷，为其平时与弟子讲道之言论。其中多勉励弟子忍让谦恭、苦己利人、行善远恶、积行累功之语。告诫弟子于教门兴盛之际，尤须努力修行，不能安享其成而无所作为。他认为圣人设教，是为诱人为善，修道者唯有积行累功，克己济人，方能得道，勿以“小善为无多益而不为，见小恶为无甚伤而不去。”他勤于诲人，严于律己。一生不慕荣利，甘居淡泊，连当时人所共慕之掌教职位，亦持谦让态度。当邱处机居长春宫，四方请谒不绝之时，以“我无功德”，不敢享此供奉为辞，而退隐于僻处；当邱处机逝世，遗命其继任掌教时，则欲绝迹远遁，只因众人敦请，始勉从之；当掌教十一年后，又以年老为辞，请李志常代主教席，而隐居修炼。这在元代“二教”(指佛、道——引者注)设官如有司”，“道官出入，驺从甚都，前诃后殿，行人辟易，视都刺史、郡太守无辨”之时，尤为难得。

李志常：李志常掌教期间，不少士大夫因金亡之后流离失所，或沦为贱隶，或冻饿街头。李志常则“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指李志常——引者注)不恤也”。其中不少人因此去儒为道。此举深得士大夫们的称赞，王恽说：“全真教倡于重阳王尊师，道行于邱仙翁(指邱处机——引者注)，逮真常李公，体含妙用，动应玄机，通明中正，价重一时，可谓成全光大矣！”李志常掌教十八年，全真道仍方兴未艾。但到晚年，因佛道矛盾激化，宪宗五年爆发了关于《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争，全真道在辩论中失败，被勒令焚毁道经，全真道遭到严重打击，其鼎盛局面从此结束；李志常在感到屈辱与愤懑中，于次年六月将教事付张志敬后去世。中统二年(1261)，追赠“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至大三年(1310)，加封“真常妙应显文弘济大真人”。

著作有《又玄集》二十卷，已佚。《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现存于《正统道藏》中。该书对研究我国西北和西亚史地以及中外交通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真教】（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