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如‘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1）；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施旗烦乱，人马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等，皆精彩之论。
（1）陈：通阵。下同。
《孙膑兵法》乃兵圣孙武的后代孙膑所著（1）。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和吴起等先贤的兵法思想，认为‘内得民心，外知敌情’乃制胜之根本；注重休养生息，积蓄民力；强调将帅必须知‘道’，并须识天文、明地利、善人和，真正懂得用兵的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重视正确处理军内关系，主张君王全权授命，将领同心协力，官兵上下一心，如此可无往而不胜。书中的精妙之论如‘战胜而立’、‘乐兵者亡’、‘事备而后动’、‘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兵之胜在选卒’、‘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过胜者也’、‘必攻不守’等，令人钦佩！
（1）孙膑，齐国阿鄄人，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围魏救赵）、马陵（以减灶计败庞涓，救韩国）。其兵法书大约于三国时佚失。1972年银雀山汉墓发现其竹简，整理为上下编三十篇。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等诸家思想而论兵（1），可谓独具一格。尉缭子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亦不认可‘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
（1）《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一统，‘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1）；认为‘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耕织是稳定天下的根本（3），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认同‘市者，所以给战守也’（2）、‘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亦认同‘战胜于外，福产于内’；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在战法上，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1）武：军事。文：政治。（2）市：商业。（3）耕织：农业和纺织业。
书中之论如‘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严明赏罚’、‘刑上究’、‘赏下流’、‘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审开塞，守一道’、‘举贤用能’、‘贵功养劳’、‘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审法制，明赏罚’等，可谓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