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方面最新的条件很快就摆在了杨永泰的案头，一万条枪，五十万子弹，以及承认孙中山为名义上的领导（大义名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值钱的），杨永泰轻轻松松给王振宇省了五十万子弹，王振宇自然也是大笔一挥就同意了。
接下來要忙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一方面王振宇还要通过田应诏去和北京的熊希龄梁启打招呼，好协调各方动作；另外一方面，在军队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的情况下，王振宇亲自下到军备系统，认真检查战备工作。
这当其冲的就是食品工作，第一站就是刚刚建成不到一年的安江罐头食品厂，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藏期，千百年來聪明的人类想出过许许多多的办法，如烟熏、日晒、盐腌等，而罐藏技术，无疑是最年轻的，始于181o年，还不到2oo年的时间，当时法国拿破仑为解决军队在作战时的食物供应问題，悬赏征求食物保藏的新方法，巴黎的一位糖食师傅阿培尔经过多年研究，明了用玻璃瓶罐藏食品的方法，接着181o年英国的杜兰德明了镀锡薄板金属罐，使罐头食品得以投入手工生产，其后1864年法国的巴斯德现食物的腐败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从而阐明了罐藏的原理，并科学的制定出罐头生产工艺，至此，罐头工业进入到现代世界食品工业当中。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了民国中期，罐装食品才被大量使用于军事，而且这还是因为美国佬的缘故。
王振宇十分重视这一点，因为后世看书的时候，他总是很奇怪于一个问題，为什么军队开动之后，对于军粮的消耗比平时要高一倍，难道人一出门就饭量大增。
等到他自己带兵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奇怪的现象是有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食物的腐烂变质，这也导致了战争成本进一步上升，王振宇是有经营意识的人，所以凡是能够降低自己动战争成本的东西他都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在军工厂项目之后，紧跟着被投产的是军装厂，被研的则是罐头厂。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泰勒科学管理法已经在王振宇的特别关心下通过一帮赴美留学的留学生在所有工厂开始了推广，王振宇当时还饶有兴趣的参与了相关理论的学习，所谓泰勒的核心理论：核心理论
管理要科学化、标准化；
要倡导精神革命，劳资双方利益一致。
实施科学管理的结果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而高效率是雇员和雇主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泰勒认为只有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才是实现最高工作效率的手段。
泰勒对科学管理作了这样的定义，他说：“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不是不和别人合作，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这个定义，既阐明了科学管理的真正内涵，又综合反映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进行动作研究，确定操作规程和动作规范，确定劳动时间定额，完善科学的操作方法，以提高工效，对工人进行科学的选择，培训工人使用标准的操作方法，使工人在岗位上成长，制定科学的工艺流程，使机器、设备、工艺、工具、材料、工作环境尽量标准化，实行计件工资，额劳动，额报酬，管理和劳动分离。
具体來说就是：
1、工作定额，避免工人出现磨洋工的情况；
2、挑选工人，根据工人的自身情况安排合理的岗位，有力气的干重活，心细的干精细的活，充分挥人的潜能。
3、标准化原理，主动把这些传统的经验收集起來、记录下來、编成表格，然后将它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些甚至概括为数学公式，然后将这些规律、守则、公式在全厂实行，让每个人都用正确的方法作业，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传统的经验方法。
4、计件工资制，这个在后世已经很流行了。
5、劳资关系，，，，，。
可以说，泰勒科学管理法的推行，让安江诸多工厂的产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翻了至少二倍，这是十分惊人，而且对工人经验和全面性的要求也下降了许多，这一点让积极支持这一科学管理方法的王振宇同学十分的满意，而青年军上下也对于自己身上崭新的制服，美味的罐头食品，还有日益充足的武器弹药表示非常满意，，。
而在北京，那要做死的人依然努力在做死。
袁克定就是一个要做死的人，不过历史上把老袁称帝的罪过全部怪到袁克定的愚蠢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至少现在看來支持老袁称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放眼全国各省，几乎沒有那个督军傻傻的说反对老袁称帝，连并非北洋出身的阎锡山（貌似老阎在北洋时期对谁都是赞成都是拥护）和张作霖也积极劝进，而杨度领导的筹安会更是上窜下跳，拼命的鼓捣老袁同志当皇帝。
袁世凯也如历史上那样，看了袁克定送來的特制报纸，那上面可是白纸黑字，说的是万民一心，衷心拥戴袁大总统当皇帝啊，老袁也迷糊了，自己能见的人都在劝自己当皇帝，报纸上的也都要求自己当皇帝，而貌似能解决目前北洋危机的办法也就是自己称帝了。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沒有一票反对，也沒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赞成。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oo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之地位，而元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
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而蔡锷也只能是毫不客气如历史上的那样，假道天津，靠着小凤仙的掩护，于12月19日成功的逃回了云南，并在途中和王振宇的代表赵恒惕达成了一致反袁的决定，至此，这个时代要搞垮老袁的两个人物终于要浮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