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午门前昏倒开始，他就一直在家里卧床装病，同时派裴伯耆出去打探情况，多方走动。
但是裴伯耆却连连碰壁。
首先礼部官员不再让裴伯耆进礼部了，让裴伯耆回去等消息，如果皇帝有旨意，会有人通知他的。裴伯耆无奈，想要问问多长时间，结果礼部的守门吏一瞪眼睛：“皇上忙得很，大明朝那么多事情呢！等着吧！”
针对这种情况，陈天平命裴伯耆去找礼部尚书黄子澄，衙门进不去，就去路上堵他，裴伯耆照做了，也确实堵到了，但是黄子澄也表现很无奈，说朝廷正在研究蒙古和倭寇的事情呢，没有精力和钱粮管安南的事情。
裴伯耆回来和陈天平商量了一下，觉得也对，要不咱们就等等吧。
即便如此，裴伯耆依然要到礼部附近打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才是正道。
但过了几天，裴伯耆却发现一个意外情况，前些日子被大明软禁的安南胡氏的使者胡平康竟然堂而皇之的进入了礼部。
裴伯耆也想进去，却被拦住了，依然是那个讨厌的门吏。
裴伯耆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打听胡平康的消息，这个门吏倒是个万事通，很快就说出了原委，裴伯耆听了之后，如同五雷轰顶，连忙跑回去禀告陈天平。
原来在陈天平昏倒在午门门口的第二天，明皇就召见了胡平康，虽然具体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从那天之后，胡平康的软禁就被解除了，甚至允许其离开大明回国。
不仅如此，胡平康还开始四处拜访权贵重臣，据说送的礼品都很贵重，连礼部尚书黄子澄、户部尚书卓敬都没有拒绝其拜访，至于收没收礼，就没人知道了。
陈天平和裴伯耆傻眼了。
他们也想拜访重臣，但是他们没有钱啊！
陈天平来大明的时候，身上也有些钱，是老挝国主赠送给的，但是这些钱很快就花光了。当然，在花光之前，陈天平见到了明皇，明皇赐给陈天平一套宅子，并让陈天平每月可以从户部领取二十个银圆，要不然陈天平恐怕会饿死、冻死在街头呢！
后来裴伯耆也来了，皇帝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同时还允许裴伯耆从户部那里每月支取十个银圆，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
两个人每个月三十个银圆，解决温饱倒问题不大，但要去上下打点就纯属扯淡了，这点钱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再说他们也舍不得，毕竟是自己吃饭的钱啊！
最后，裴伯耆出了个主意，要不去找找老挝的使者，看能不能搞到一些钱，陈天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毕竟自己是老挝使者送过来的，而且老挝对咄咄逼人的安南胡氏，也没什么好感，所以老挝使者应该会帮自己的。
但是，让裴伯耆失望的是，老挝使者已经回国了。
就在二人长吁短叹，一筹莫展之时，裴伯耆却发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报纸。
从洪武末年的《民生旬报》开始，报纸逐渐在大明占据了一席之地。
其内容也从最初的民生信息如物价、商机、道路、利率等等信息扩张到大明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京都日报》包含了连载小说专栏，《大明日报》包含了社会评论专栏，同时这些报纸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贪腐以及士绅欺压良善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朝鲜、倭国等新征服领土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情况等等。
这些报纸的出现，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泥沙俱下的局面，为了规范出版行业，朱允炆成立了新闻总署，任命杨士奇担任署长。
但是随着报纸的增多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杨士奇逐渐不堪重负，因为他还要在秘书监为皇帝提供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所以自建文五年起，新闻总署署长由白望儒担任。白望儒是淑妃白芳蕤的兄长，读书一般，但脑子比较活，有一定的大局观，加上其身为外戚，又和皇帝朱允炆有一定的私交，因而可以抵抗一些消息曝光带来的压力，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多的时间。
裴伯耆、陈天平二人是因为关注征倭战争才注意到报纸的，经过比较，二人发现《浙江日报》对征倭的报道最详细、最快捷，只是过于偏重倭国风土人情、商机和战争细节的描写，缺乏宏观和前瞻性展望；而《大明日报》对征倭的报道则是最权威的，除了对邸报内容进行补充外，偶尔还会包括一些前瞻性的政策讨论。
经过分析，二人还发现，买《浙江日报》的多为商人，而《大明日报》的读者多为朝廷官员、勋贵士子等等，但后者的销量比前者要少得多。
另外，茶馆酒肆里的读报人更喜欢读《浙江日报》、《京师日报》等等报纸，同时还有一些说书人根据上述题材编纂成《朝鲜归义》、《征倭记》等等内容，在茶馆中也能赢得满堂彩......
但是，对于向报纸投稿，二人还是有些抵触，从本心来讲，这相当于将他们的窘境向大明所有人公开，太丢脸了......
陈天平身为安南陈氏仅存后裔，裴伯耆作为曾经的礼部侍郎，昔日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但现在却举目无亲，求告无门，眼看着胡平康到处活动，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陈天平拍板，向报纸投稿，裴伯耆只能遵命。
出乎二人的意料，《京都日报》、《浙江日报》很快就刊登了他们的稿件，其中《胡氏篡位，人神共愤》、《胡氏的野心》、《安南现状分析》等等还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在这些文章里，裴伯耆列举了陈氏当权时对蒙元的反击、对大明的恭顺，表明了一腔拳拳忠心；同时还描述了胡氏忘恩负义，残害忠良，篡立后蒙骗天朝，并袭击劫掠大明边境等等事迹......
总之，文章中只表明了一个意思，胡氏不仅是安南的祸害，也是大明身边的一颗毒瘤，大明应该立刻兴兵讨之，永绝后患。
报纸的效果远远出乎陈天平、裴伯耆的预料，没过几天，茶馆酒肆中就开始谈论安南的事情，在太学、京师大学这些学府中的士子也开始对安南发表议论，发布到各种报纸上。
更让二人欣喜的是，许多外地报纸的驻京记者纷纷上门进行采访，其中以《广西日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最为积极，甚至上述地区的在京官员也登门拜访，了解安南情形。
但是好景不长，胡氏的使者胡平康开始了反击，他出钱招募专门的“写手”，开始在报纸上投稿，逐个驳斥陈天平的观点，甚至质疑陈天平身份的合法性，隐晦的指出陈天平是一个家奴之子，叫什么阮康云云；还说裴伯耆只不过是个落魄文人，人品低劣，在安南得不到重用，怀恨在心，所以到处污蔑胡氏，其心可诛......
在胡平康的金钱攻势下，陈天平、裴伯耆很快就败下阵来，投稿被拒绝，甚至被人当街谩骂，搞得他们都不敢出门。
但就在这时，有人找到了他们，愿意给他们提供资助，当然，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