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岳飞率领骁骑军伏袭金骑之前,卫希颜的舰船抵达了博多（今福冈）。
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三面临海,西南的博多湾是日本与中原王朝的海贸港口，大唐时代，日本的遣唐使就从这里出发，前往长安，管理九州事务的大宰府则在鸿胪馆接待来自天朝的客人,并与商人进行贸易。
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不断,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直到大唐覆灭,全盘唐化的日本顿时迷茫了——这样强盛的天朝上国都覆灭了，让学习天朝的日本何去何从？在这种迷茫的心态下,日本关闭了官方遣使的贸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复，但民间商船的往来从未断绝。
由于宋朝鼓励商贸，前往博多贸易的舶商越来越多，海船一般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抵达博多后，到大宰府检验公凭的货单，并呈报太政宫，太政宫准许贸易后，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负责贸易，先是进行官方交易，然后才准许宋商与民间交易。但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或拖欠货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损失，于是很多宋商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私人交易。
宋商在对日贸易中获利巨大，比如在国内买麝香十三个，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湾用七十贯买一颗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获利几近百倍。这样巨大的利润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只逐年增加，从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让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为从太政宫批准贸易后，宋商的食宿（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都要由鸿胪馆按例供应，而日本国内大量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这时正是平安王朝的“摄关政治”时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称为摄关家，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财富，一方面嫉妒海贸获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脸说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颁布限海令，对来日的宋商海船发给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宋商在巨额利益诱惑下，经常提前来日贸易，被大宰府查出后，拒绝这些船只入港。
这对宋商来说是个打击。
但商人是个独特的群体，尽管地位低下，却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最有胆色、最善于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一群人，只要有利润吸引，他们就有自己的办法打通各个关节，有自己的渠道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货物卖给合适的人，他们和官员、和海盗合作，并武装商船，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
因此，对宋商来说，倭皇的诏令虽然不利，但无非是换一种方式贸易，宋商便改而进入日本其他港口，如若狭、但马、越前这些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或是进入九州沿海地段的庄园进行秘密贸易——这里，大宰府的官吏无权进入。
这些庄园是皇室宗亲、公卿权贵在全国各地拥有的私田，得名来源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建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成为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称为“庄园”。庄园拥有特权，不向国家纳税，并且朝廷官吏不得干涉庄园的内部事务，即所谓的“不输不入”。后来庄园增多影响到国税收入，迫使天皇朝廷颁布诏令限制庄园，但诏令如同一纸空文，上皇、天皇、摄政关白都在大肆修建庄园，却要别人限制庄园，说话未免不硬气。
由于庄园的存在，由于各地贵族贪慕海贸的利益，因此，民间贸易便在这种禁而不止的状态下悄然的热闹起来。
南廷立朝后，名可秀即筹谋着扩大海外贸易，以商贸渗透倭国，卫希颜想的是占有制海权，二人所想虽有差异，但谋求的结果却是一致，经一番策划后，便着手施行对日、对高丽的“文明”战略，扩大海贸就是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的限海令显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施行，于是，让日本人心甘情愿打开国门就成了首要之务。
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泰昌商会的十几艘商船从华亭出发，由早年在日本贸易多次的会首李允亲任纲首，率领船队开进九州博多东北的志贺町，好巧不巧地停泊在新近崛起的关西武士团首领——平氏族长平忠盛为“领家”的寄进地系庄园领界内。
日本的庄园分为“自垦地系庄园”和“寄进地系庄园”，前者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庄园，而“寄进地系庄园”属于领主的投献——庄园的实际领主叫“庄司”，为了保障自身的产权，要向权门（皇族、上层贵族或大寺社）寄进一部分土地的收益以寻求庇护，这些权门就成了庄园名义上的主人，叫做“本所”或“领家”，他们为了管理庄园，会派遣代理人监视督导“庄司”，这些代理人就是“预所”，同样是庄园名义上的领主。
平氏预所对“飘流”过来的宋船当然十分欢迎，但十几艘商船开进志贺庄园，很快惊动了大宰府，按例派人去检查验证，平氏预所理直气壮，道：“舶船停在平氏庄园领界内，大宰府无权干预庄园内事，不得进入庄园领内检查。”
大宰府官吏只得怏怏而去，立即遣人禀报摄政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通。
还未等藤原氏发作，平忠盛便向掌政的白河法皇呈上宋商进献的礼物。
这位白河法皇也是位人物，他任天皇时利用关东、关西武士团抗衡摄关家的势力，为了彻底摆脱摄关家的控制，白河天皇让位给年仅八岁的儿子善任亲王（即堀河天皇），在其居所白河院设立“院厅”，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掌管朝政——院厅的官员称为“院司”，多由上皇的亲信担任，院厅发出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指令称为“院宣”。
这种太上皇主政的模式，被称为“院政”，白河上皇的举措使天皇朝廷从“摄关时代”步入了“院政时代”。
没想到，这位白河上皇设立院政后，便当了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和崇德天皇三代的“太上皇”，乾纲独断四十三年，自称“治天之君”。因为崇信佛教，他退居上皇不久后就出家做了僧侣，因此又称为“法皇”，而朝政仍然掌握在这位白河院太上法皇的手中。
名可秀早就命人搜集这位白河法皇的喜好习惯，李允这次进献的礼物便是投其所好——十部金箔雕刻的净土宗佛经、一件金缕云锦袈裟。
这件金缕袈裟尤为珍罕，李允跟随平忠盛入宫献礼时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我大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绣作，当世誉称“朱缂”，在大宋也是罕有的珍品，缂丝用的金丝是九九的赤金抽丝。袈裟上金色的梵文若隐若现，金线丝缕匀称，梵文立体显耀，仿似雕刻镶嵌的一般。
白河法皇爱不释手，对宋商诚心献宝很是满意，对平忠盛的忠诚也很满意，之后，“院厅下文”，允许九州国司拥有对宋商船的贸易权。
日本所谓的“国”相当于中国的郡，一国的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摄关家藤原氏持政时期，地方上大半官职都落入藤原家，白河皇为削弱摄关家势力，便推行“知行国”制度——朝廷在一定时期内将一国的行政权交给亲信的皇族、大贵族和武士首领，并将这些属国的租税封赏给他们。这些大贵族和武士首领便派儿子、亲戚或重要家臣前往封国担任“国司”，与摄关家任命的地方长官分庭抗礼。
九州岛上共有九个属国，其中五国实行了知行国制度，包括博多所在的筑前国，筑前国司正是平忠盛的弟弟平贞正。
自此以后，大宋的商船便绕过摄政家掌持下的大宰府，和九州国司以及庄园主进行贸易。
为了吸引宋商直接泊靠自己领内，除了拥有筑前国外，日向、大隅、萨摩三国国司都在领国内修建了方便宋船泊靠的简易码头，东端最内海的丰前国不占地利之便，那位国司索性下调关税，比照大宋的“十抽一”税，吸引宋商前往，又体贴地考虑到宋船的船体大吃水深，遂派内海小船免费转运货物，吸引不少宋商前往；沿海那些庄园主也不甘落后，纷纷在领界内寻找泊靠点地段……九州的宋日海贸从地下转为公开，迅速热腾起来。
大宋海商干劲十足，一是为了巨大的利润，二是枢密院和市舶司双重奖励开辟新航路者，这使得海商无法满足现有成果，有实力、有能力的海商都在积极寻找新航路和新贸易区——日本的海岸线是如此之长，远远不止一个博多和九州。
原本就处在海峡交通要道的对马国和壹岐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登临，和来自高丽的商人互相交易。
而本州岛的海贸也在但马、丹后、若狭、越前四国繁盛起来，尤其是建在若狭湾的小滨港，来自大宋的商货只需一日便可从港口运到日本京都，成为日本西海岸最大、最繁盛的海港。
在远离京都的关东地区，也逐渐有了大宋海船的帆影。
宋日海贸的蓬勃发展也缘于庄园主的热情配合，因为庄园拥有不纳税的便利，再加上海贸的丰厚利润足以让任何人冒险，于是地方贵族不顾朝廷的限庄令，争相在领地上修建近海庄园，以便直接和宋商交易，享受大宋奢侈品的“直易价”，比起从本国商铺购买当然便宜四五倍，谁不动心？
宋日贸易便在双方都很积极热情的推动下，迅猛地发展起来，大宋商品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奢侈品市场，整个上流阶层的服饰、器用、熏香等等，无不是海贸的舶来品，就连公卿贵族家的婢女都是非苏越丝绸不穿；同时，民间也大量使用着舶来的陶器、瓷器、漆器等等，这些器物的质地比日本产的更优，而价格却高出不多，很受中等之家欢迎，在这些器皿的底部都印着大宋制造字样，如“大宋建陶”“大宋明陶”“大宋吉窑”“大宋景德窑”“大宋瑞州漆”……这些方印款都渐渐为日本百姓熟悉。
但伴随着海贸兴盛，随之而来的就是海盗猖獗。
这些海盗多数是日本的破产武士、郎党（低级武士）和贫困无地的农民，聚伙为海寇，驾船上岸抢掠商货，突袭来又呼啸去，那些国司和地方官员平日只知奢侈玩乐，兵备松弛，所谓的武士精锐都掌握在源氏和平氏麾下，统共不超过三五千之数，导致沿海一伙几十人的海寇就能搅得属国不得安宁。
由于先后发生数起海盗上岸抢掠宋商事件，南廷派出使臣谴责平安京，要求赔偿宋商损失，并保障赴日贸易的宋商安全。
天皇朝廷商讨后，先派遣三百京都武士护住若狭国的小滨港，那里离京都最近，是首要防护地，然后命令平忠盛率领关西武士清剿九州和西海岸的海盗，又命令源为义率领关东武士团清剿关东和东海岸的海盗。
但是，被天皇朝廷视为武士精锐的关东关西武士团并不擅长海战，平安朝立朝以来所有的变乱和平叛都是在平原和山地争锋，没有海战经验，平安朝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水军，平氏、源氏的清剿军队遇上这些海盗就像鱼一样滑溜，船一离岸，就是鱼入大海，清剿军队望之兴叹，虽然一时惊走海寇，却没有剿杀多少人。
这种剿匪的景况让大宋枢密院很是不满，卫希颜奏朝堂道：“倭国既无力清寇，大宋商民当由大宋护之。”
政事堂议后，同意枢府之议。
建炎三年十二月，朝廷以枢密院兵房从事吕祉为正使、沿海制置司房从事冯康国为副使，率队出使平安京，谴责并通告天皇朝廷——大宋商民将由大宋水师保护。
当两位使臣还在前往平安京的路上时，刚刚结束三佛齐战争的南洋水师已经开进对马国。
这个属国是一个海岛，狭长地带横于日本和高丽之间，处于海峡要冲之道，常常有来自日本和高丽的海盗上岸游掠，而地理上孤悬海外，远离京都，白河天皇在位时都懒得往这里封国司，之前的对马守也是藤原氏把政时从京都罢出去的对立派贵族，总之两边不受待见，对马守无力平灭海患，也等不来朝廷的兵援，只得被动防守，使得这里的海盗最是猖狂。
大宋舰队的到来无疑解了对马守的燃眉之急。
对马国近几年才因为海贸日盛而有了繁荣的样子，他可不想毁在这帮该死的海贼手里，这会哪管宋军还是什么军，能保护他财产的就是阿弥陀佛军。
出师清剿海寇的是南洋第二舰队，统制张公裕吩咐对马守在两个贸易港口安排哨探，遭遇海盗袭岸就放烟花箭，两支舰队分别隐匿在附近海面，看见烟花箭便全速开往港口，冲着海盗船就是一轮炮射，如雷公霹雳般的隆隆炮声震嚇住了所有人。
海盗哇哇大叫着窜上船只逃跑，宋舰不慌不忙地炮射，中炮的船上海盗纷纷跳海，捞上来的就成了水师的俘虏，审讯出他们的藏匿窝点。
事不宜迟，张公裕立即命令俘虏带路，战舰开向海盗岛，近岛就是几轮炮轰，岛上的海盗嚇得哇哇乱窜，并没有死伤多少人，但被这种从未听说过的雷鸣武器吓得投了降。
第二舰队在高丽海峡和对马海峡游弋了三五日，清剿了有可能匿匪的小岛，但搜寻并不仔细——按卫希颜的说法，“你们都清剿干净了，后面的人做什么？”
于是，张公裕带着几分遗憾的神色告诉对马守，附近的海寇大体清灭，但大海茫茫万里，恐怕还有漏匪逃逸在外。
对马守一听，脸色都变了，心里盘算着怎么办。
跟着，第二舰队以对马岛为补给基地，扫荡壹岐国海峡的倭寇，再巡航博多湾，沿着九州海岸线往南，从大隅海峡开进日本国东海岸，一路游弋往北，有港口就靠岸补给，一路巡航到关东最北面的陆奥国。
陆奥守是藤原氏，而国司是源氏，两家都争相欢迎这支强大的舰队，张公裕率领舰队扫荡了附近的海域，又在陆奥湾经办了几桩卫希颜交待的“私事”，然后率领舰队从津轻海峡回航西海岸，经过越前、若狭、但马、伯耆、长门时均进港先后补给，最后又回到对马岛，前后历时三个月。
这次巡航既是剿灭海盗，更重要的是向日本国展示大宋水师的武力，震慑海盗的同时，也要用震慑日本朝廷。
“大宋是狼，倭国就会是羊；大宋如果是羊，倭国就会翻脸变成更加凶狠的狼！”
张公裕牢中记着卫希颜这番训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枢相的谕令。
而这番武力展示也很快见到了效果。
首先体现在称呼上，对马守很是恭敬地称呼“天朝上国水师”，并恳请天朝水师驻守对马国，忧心忡忡地道：“天朝水师若是离去，海盗卷土重来怎么办？”恳请张公裕留下部分水师，由对马国雇佣，所需一应吃喝都由国守府供给，并支付雇佣的饷酬。
张公裕摸着对马守赠送的礼物，面带难色地道：“……按大宋令，军队不得为他国效力。”
对马守失望而去，过了两天，又送来的一批更丰厚的礼物。
张公裕盛情难却，这才勉强出了个点子，“若是贵国有田地是我大宋国民的庄园，再租借两处港口方便驻兵，留些战舰和兵员在此保护宋民，倒勉强说得过去……”
对马守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天朝上国的将军嫌送礼太薄，想要一座庄园啊！又暗笑他不知国中景况，山多林多但田地少，农田本就出产不丰，这位将军想要一块地就给他呗，舍十几町不值钱的田，却换得天朝水师驻兵维护领国安全，想想这交易都划算。
至于租借港口驻兵，这和他之前想的“雇佣”有所出入，稍稍有些麻烦，转念一想，是租借又不是卖，就算朝廷问起他也有话说。
便见张公裕又摇头说：“不过，这事还是令人作难啊……”对马守唯恐他反悔，赶紧叫来文书起草租借条约，就着地图商榷地点，大笔一挥，签下租借三十年，至少他这代不用发愁了，再之后他已闭眼，谁爱管谁管去。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后，张公裕留下二百水师官兵驻守对马岛，按照条约上约定的地点在高丽海峡和对马海峡两边海岸的良湾处分别修建军港，筑起石墙防线，又招募当地武士和山民入伍……到卫希颜率舰访日时，对马岛水师所辖的日籍服役兵已超过八百人。
随着第二舰队的武威展示，日本朝廷对宋朝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建炎四年，日本雇用宋商的船队，先后两次派出“遣宋使”出使大宋，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以前半官方的贸易上，确立稳定的“朝廷采购”，宋朝用锦缎绫罗、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换取日本的硫磺、水银、日本刀、关东马——宋日双方都很满意。
日方遣宋使团满载而归，除了用优惠的价格购买的宋朝奢侈品外，最醒目的是一抬抬的樟木箱子，里面是精工雕版印刷的汉文书籍，有、单独成书，同时还有精心编选的大宋诗词集，有名家合集，也有个人专集，如，等等——都是用上等的药潢纸印刷，不虫不蛀，足以保障百年不腐。
礼部侍郎宋藻给使臣赠书时，说：“这些圣贤经著，乃是天朝上国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无不通晓，以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些诗词集作，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无不流传吟诵，以为雅致……。今宋日两国已书契立约为友好之国，吾朝陛下仁德，愿将天朝上国最精髓的文化赠予贵国，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队”立时引起了博多轰动，听说消息的日本百姓都纷纷拉着女儿跑了出来。
“轰！轰！轰！……”
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启开舷炮门，齐齐发射礼炮，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他们难以想象的庞大舰队驶入博多湾……
随后，人们的热情仿佛死寂的火山突然爆发出来，很多人拉着自己的女儿使劲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鲜血的蚂蝗一般扑向了码头。
纯种的宋人啊！还是最强悍的军种！
随着战舰距离码头越来越近，岛上的欢呼声越发高扬，手臂挥舞得越发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将女儿负在背上，力图让英武高大的天朝水师看到“美人在此”……
站在船首的叶清鸿听到岛上渐近的叽喳声，表情有些疑惑地回眸，问卫希颜：“……何谓‘渡种’？”
正在船头准备下锚的一名亲卫嘴唇抽搐了下，赶紧低头当作没听见。
他是明州人，城里有来自倭国的商人，这些倭商都带着自家的女儿或是别家的女儿来到大宋，据说是过来渡种的……他当然知道“渡种”是什么意思。
卫希颜扑哧笑出，然后道：“咱们大宋的马种不好，太过矮小，所以要引入腿长体健的北马、西马和大食马来配种，希望混血后的马种更优良，这些拿来配种的马就叫‘种马’。”
她扫视身后雁翅般侍立的亲卫，用一种揶揄的口气道：“在岸上这些倭人眼里，大宋战舰装的就是一大批腿长体健的种马，还是军马马种哩。”
“……”众亲卫的脸色都绿了。
他们才不要当“马种”！
叶清鸿看着岸上那些矮小的倭国人，表情有些无语。
卫希颜心道，在没有出现奶牛之前，不能实现“一杯奶强健一个民族”，通过配种方式改变基因也算是一项国策嘛。
当然，若往深里查究，是因为这个民族拜伏强者，所以利用、学习强者的一切强大，来改变自己的一切弱小，那是想当然而应该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引导行为模式。
所以，对倭人来说，“渡种”并不可耻，这是一种追求强大的方式。
真是一种可怕的思维模式！
所以，必须要教导这些岛国人，知道什么是道德、廉耻，什么是节操，当很多坚固的思维被打破时，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改变了。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什么是摄政关白：
古代日本不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皇朝，天皇的权力乃至婚姻也要受到诸多制约。藤原氏北家一流（简称藤原北家）是平安朝最大的权门贵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且是“外戚专业户”，专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历代天皇，然后安心地做天皇的岳父、外祖父，代理天皇总摄天下大政。
当天皇年幼不能主政之时，朝政便由藤原北家任太政大臣的族长操控，是为“摄政关白”，这种外戚掌政的模式在日本叫做“摄关政治”。
最早起于藤原基经任摄政，887年，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他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出自，系“禀报”之意，在日本变为官职之名。
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2、天皇、上皇、法皇：
日本天皇逊位后称太上天皇，简称上皇，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
出家（在日本或称“入道”）为僧的上皇则称太上法皇，简称法皇。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十分兴盛，多位天皇心仪佛法，故退位后出家为僧，类似于大理国的多位国王（如保定帝段正明、宣仁帝段正严等）。
虽然法皇在本质上就是上皇，但被称为“法皇”者未必就享有上皇的尊号，而享有上皇尊号者也可以被称为“法皇”。所以，相对于具有尊号意义的“太上天皇”而言，“太上法皇”只是一种通称，不需要经过册封。
在院政时代，上皇和法皇都是院厅的开设者和领导者，可以称他们为“院”，他们的地位高于在任的天皇，并且掌握实际大权。
上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天皇”，法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法皇”。（“某”是上皇或法皇所在院厅的名字，即院号，也被作为谥号。）如文中白河法皇的全称是“白河院太上法皇”，不过当称某法皇为“某院”时，“太上法皇”四字常常省略，如“白河院”也是指白河法皇。
总之，天皇很悲摧，不是摄政关白掌政，就是法皇、上皇掌政，反正没天皇什么事儿。
3、武官和武士
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等同。
“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涌现出来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为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
所以，武士是“士”，也属于贵族阶层，不过贵族有大贵族、小贵族，所以武士中也有阶级，最低级的武士就是郎党。
在平安时代前，日本的军团制崩溃，朝廷没有武装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地方上的豪族便被组织成军，称为“健儿”，健儿中的有力豪族，因为有一定田产，可以负担马匹、铠甲的费用，成为最早的武士，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则成为他的“郎党”（郎者，豪族子弟；党者，庄民、随从），在战场上跟随豪族作战，这就是武士团的雏形。
4、平安时代：因京都叫“平安京”而名。
话说，这章还是够肥的吧~~~~~~~~~~~~166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