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柳松禀报,湖州界身巷的粮食交易价格已急剧下跌,估计再过两日就会跌回到去年六月时的粮价。
界身巷就是宋代的现货交易所。
最早出现在都城东京的东角楼南通巷，那里是金银钞引交易铺的集中地，行会为了方便聚会议事在南通巷内建了一座门楼，渐渐的这里除了议事外，成为行会内不同的金银交易铺互相谈价交易之地,再后来非交易铺的大商们进入,由行会牙商做中人,寻找合适的交易方。
以盐引为例，手中握有盐引的商家可以拿盐引到官府盐场提盐,若不想做盐商买卖，也可以到京城的榷货务兑换现钱,但必须由京城的交引铺作担保，而这些金银交引铺对城内行户一般无条件担保，但对外地的商人就拒绝作保，迫使这些商人折价卖给交引铺，至少损失两成。不同的交引铺对盐引商人的盘剥当然有差异，于是兑引的商人们为了减少损失，就将盐引标出最低成交价交给行会，由行会牙商出面，接受不同交引铺的匣封标价和标购界数。次日牙商开匣，以出价高者购得，若最高价所标界数少于盐引商卖出的界数，则余下的界数由次高价购得，依此类推；至于买方出价低于盐引商的最低成交价，则被排除在外。
这种交易方式，极大的方便了卖引的商人，对于交引铺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行会交易的商人越来越多，一次出价等于面向所有进入行会交易的商人，省了寻找客商的精力时间。
因为钞引交易都是以“界”为交易量，行会的交易门楼便被商人们称为“界楼”，后来“界身巷”就成了行内人对南通巷交易门楼的称呼。
而界身巷这种中间交易场所因为对商贾交易的便利——既省了寻找买家卖家的时间，又能保障交易安全，很快繁荣起来，并且交易不仅仅限于金银铜钱钞引交子，只要是珍贵有价值的商品，如古玩、字画、玉石、名花等等，只要付给界身巷手续费，并由行内人验实商品价值后，都可以在界身巷内标价出售。
名可秀掌控杭州商盟后，就在杭州金银彩帛铺集中的五间楼设立了交易门楼，称为“南界身巷”，到建炎立朝后，为了掌控粮价，名可秀在界身巷内引入了粮食交易。
掌控粮价这是历代朝廷都想做到却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名可秀利用界身巷做到了。
界身巷每日辰正开门，开门即挂出当日粮食水准价。买卖双方在做标价前，都要参考这个“水准价”，以免价格标得太高或太低。买方担心标价过低于水准价会标不到粮，而卖方则担心标价过高于水准价会导致“流卖”，毕竟买方出价一般都不会高出水准价的两成，若卖方的标底价过高就会导致“流卖”。交易不成功卖方不用支付手续费，但连续三次“流卖”就会降低卖方的信誉，界身巷将提高该卖商的交易手续费；若连续六次“流卖”则会被交易行除名，一年内不得再入界身巷的粮食交易厅标价出粮。
显然，在粮食交易的博弈中，界身巷的“粮食水准价”无疑是一杆定价标秤。这个水准价由谁来定？是临安商盟的粮商行会总帐司，而这个总帐司是隶属于临安商盟，对盟首和执事会负责，这就意味着界身巷的“粮食水准价”是掌握在名可秀手中。
这个“粮食水准价”看起来方便了粮食交易的买方和卖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通过这个指导定标和出标的价格，交易双方都获得了公平。而有眼力的商人渐渐能领悟到，这个水准价实际上就是粮食定价。
名可秀要掌控的就是这个“定价权”，在其他商人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时，名可秀敏锐的头脑已经意识到，谁拥有定价权，谁就拥有主导权。
在她的有意推动下，临安商盟联合广南商盟、荆楚商盟、福建商盟、巴蜀商盟等，在这些路治所在的州城先后建起界身巷，引入金银钞引交易和大宗粮食交易。
在朝廷未颁法之前，界身巷的交易还属于民间私易行为，而私下交易钞引也违背了朝廷的法令，但就如东京的界身巷，在天子脚下繁盛多年，官府能不知道？为什么不查纠，因为它背后牵扯的势力太大、太复杂，不仅有豪商巨贾，并且有宗室贵戚高官搅在里面，神宗皇帝的同母胞弟雍王赵颢就是界身巷一掷千金的大户，官府怎么敢去查处？正因为这些幕后保护的存在，界身巷成为朝廷没有承认却也没有禁止的公开交易场所。颁布后，钱庄和钱商们拥有了合法身份，促进了界身巷的金银钞引交易更加旺盛，相形之下，界身巷的粮食交易便不那么惹眼。
虽然交易厅的粮价在每月上涨，但界身巷的价格起落并没有过多影响市面上粮铺的粮价。也就是说，当地出粮的商家保持了街市粮铺的供粮量和平准粮价，否则，市面粮价的过度上涨便会引发民怨，招致官府注目。所以，界身巷内的交易自有它的一套规则，“界内价”不入“敞市价”就是它立身的根本，否则早就被朝廷以扰乱市价而查处关门了——引起大规模的民怨即使有达官显贵护着也没用。
当然，长久下去，界内价也会逐渐影响敞市价。
最先是上等精米的市价受影响，累计上涨了一成。但吃得起精米的人家对米价的敏感度不高，九百文一石还是一千文一石对大户人家来说没什么区别。渐渐的，中等籼米的市价也累计上涨了一百文，这对中等人家来说也还承受得起。直到今年初，占城米的市价也涨到了六十文……这种占城米是引自交趾的占城稻，因为不挑环境容易生长，在大江之南广泛载种，但占城米的口感不好，中上等人家都不食用，吃占城米的多是小户人家，对米价上涨最是敏感，而占城米的涨价已经在挑战这些小户人家的承受力。
一般情况下，名可秀不会主动出手直接干涉界身巷的粮食水准价，而是由粮界厅按照当日的平均交易价、交易量等因素制定次日的水准价，这个定价客观上是受界身巷内的交易价波动而自然起落。这一次，名可秀使用了掌控定价权的影响力。
随着柳松往漕帮行会走了一趟，几地界身巷都收到了临安界身巷发出的“问候函”。距京城临安最近的湖州界身巷的总执事当晚便约了粮食交易的大户，去花楼吃吃酒谈谈话。次日，界身巷挂出的“粮食水准价”比昨日的水准价低了半成。
紧跟着，是苏州、扬州、江宁府……
不久之后，这些州城的地方官惊诧地发现，之前引起小范围波动的粮价上涨已经平复下去了。有些官员心内清明，咋摸出了几分由头，有些官员不知内里，只道是城中粮商竞争，但不论清醒的还是糊涂的，既然平息无事，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准备提报常平司开仓平抑粮价的也都按下不提了。
又过了阵子，刑部在长江水师的配合下，查出几位粮商私贩粮食出境，其中就有蜀籍的三粮商，并会合水师查剿了营事江上走私的江鲸帮、金鲲帮两个船帮子……前后查获的走私粮食足有三百石之多。
这桩大案让刑部得了不少赞誉，刑部参政范宗尹意气风发了好一阵子，对于查案中出了大力的水师船队便有意的忽视了。当然，范参政的忽视并不影响立下功劳的水师官兵应得的晋升和奖赏，枢府的赏功房对此下细较真，谁也别想蒙了水师官兵的功劳。
雷雨荼道：“刑部亦不过是做了名可秀的刀。”
那几位被斩首的粮商中，其中两人是北廷收买的蜀地商人，另外四人则是贪欲蒙心，无视名可秀通过临安商盟发出的警告，这等商人死不足惜，顺便还可敲打敲打那些不安分的商家；至于江鲸帮、金鲲帮，能在大江上混这么多年，人脉、高手都不乏，这么顺利被剿灭，没有其他船帮子出力才是怪事，在里面牵线的自然是名花流，只怕是在长江水师行动前，这两帮占据的地盘和势力就已在名花流主导下，划分给其他船帮子接收了，而得利的船帮出力后还得承名花流的情……刑部看似风光，却不知做了别人的刀，而获利最大的也不是自己。
户部尚书张慤（què）不关心南廷那位刑部参政是不是被人当刀使，这当口也没有心思去考虑雷太师和雷丞相的那位宿命对手，户部尚书现下最忧心的是河北河东大军的粮草供应。自从看了成都的密报后，他神色就不展，愁眉道：“丞相，从蜀地贩来的粮食已少了八成，今后要从南边贩粮，只怕会越来越难。”
雷雨荼端起茶盏啜了一口，抬眼微微一笑，“此乃预料中事。”名可秀的大义之心虽可用，但这种“可用”有上限，当名可秀不再容忍，剑门粮道就失去了作用。
“尚书不必多虑，之前筹集的粮草应够大军一月之用。”雷雨荼的语气不紧不慢道，“另外，从南廷贩过来的上等精米，兑换下等粗粮的比价可以再抬高一些。”
那些花了高价从南廷贩运来的上等精米不是奢侈地供应军中，而是直接运到宋夏边境，和西夏人兑换平民吃的下等粗粮。产自南方的精米在西夏贵族中很受欢迎，比起北廷境内的销价高出两三倍，用来兑换不值钱的粗粮差价便更高。
张慤是位务实的大臣，当确定南廷贩粮中断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后，便立即精打细算起来，盘算后道：“再往上加半成，党项人应该可以接受。……不过，眼下夏人亦在用兵，对粮食管制定会越来越严，今后榷场交易必会减少，朝廷还得早做计较才是。”
雷雨荼道：“上有禁令，下有对策，只要利益够大，就有敢于铤而走险者。”
他并不担心和夏军的边境榷易会断，那几位党项族大将通过倒卖精米从中获利可不少，而付出的不过是克扣下来的士兵粗粮，最多再动用些家族关系从内境购些粗粮运过来，所得是三五倍利，他们会舍得断了？何况，他也没有将粮草全部押在南廷和西夏这两只篮子里，万事终得靠己。
“朝廷的已经颁布五个月，京东路、河南路（原京畿路）要加快进度，……若有拒不丈量田地的主户，”雷雨荼平缓的声音透着森森寒意，“不管是豪强大户，还是名门望族，只要欺凌百姓、强占土地，一并严惩不怠！”
张慤心里抖了抖。
自皇帝“北狩”（皇帝被掳到北方去的委婉说法）朝廷重建，执掌朝堂的雷太师父子便开始了种种变革，而变革就意味着旧的利益体系被打破，而新的利益建立，这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过程。神宗哲宗两朝惨烈的新旧党之争就是前鉴，而雷太师和雷相公的手段较之王安石、章惇二位更加杀伐决断，和王安石、章惇不同的是，这父子俩牢牢掌控住了军政大权，朝中的反对声音完全被压制下去，直到颁布。
经界田亩即重新丈量土地，更新官府地册，按丈量后的地册纳税。而大宋朝的一半土地都是不纳税的，其中五成是官身免税田，另外五成则是被隐匿的田产——兼并来的土地多半都没上官府田册。每天都有新的田亩被开辟出来，但国家的田税却不见增长，甚至还在减少，真正是富了大户、穷了国库。
这是大宋朝的痼疾，拥有大土地的是官宦士绅、豪强、富商，他们是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的上层，即使王安石变法也不敢触动土地这一块。
在雷动和雷雨荼的压力下，户部顶着官员士绅的骂声推出了，果不其然，仅仅是在试行阶段，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强力抵触。在大宋“不杀言事者”的政体下，即使小皇帝只是傀儡，即使雷氏父子独掌大权，也无法让朝野内外的士大夫和文人都老实闭嘴，乖乖听话……照这样发展下去，到了全面推行阶段，局面会不会彻底失控，谁也说不清。纵然铁血如雷动、睿智如雷雨荼，也不敢轻易面对这种局面。
雷动和雷雨荼都不敢面对，张慤等户部官员就更加不敢面对。纵观历史，变革面临这种困境往往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而战时状态即意味着严刑峻法、少议高效，一切为了战胜敌人。
就在此时，金人南侵了！
打仗首先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粮食。粮食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地里。于是被理所当然地推行了。
张慤还知道，经界田亩之后，朝廷必定会推行“论级免田税制”——从王爵至九品官员至有功名无实职的进士举人，对免税田地都会按品级规定亩数，不再是有多少免多少。他可以想见，必定又是惊涛骇浪。
他不敢怀疑，但又遏制不住这种怀疑，金人入侵的时机实在是太巧了。
然而真相就是这么残酷。
当然以雷动和雷雨荼的智慧，不会仅仅因为解决土地兼并痼疾的需要，就冒然引发战争——那是疯狂不是变革。事实上，北战战略是经过了无数次推演的谨慎决策，各种有利不利的因素都被谋算进去。但金军南下比他们预谋中要提早了一年，谁能料到金国会遭遇史无前例的大雪灾呢？即使雷动父子智谋再厉害，也无法谋尽天机。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看似被动实际是主动挑起的战争进行到此时，虽然完颜宗翰的表现让人意外，但大局面仍然没有脱出预谋方向。
至于粮草不继的局面，这种窘况绝不会出现。
雷雨荼安慰张慤，“朝廷的后备粮还没有动用。”唇边轻浅的笑了笑，“或许，用不到朝廷的后备粮。”
张慤神色一振，心忖：金人已在后撤，战争应该会在一个月后结束。
但户部尚书料错了。
直到一个多月后，张慤才真正明白雷雨荼那句话的含义，而真相永远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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