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陶然站在琳琅满目的蛋糕柜台前踟蹰着，拿不定主意该买浇满覆盆子果酱的鲜奶油蛋糕，还是最简单的黄油大理石。
服务生热情地奉上试吃小份，她贪心地每样尝了点，很享受地微微眯起眼咂嘴，那是来自于甜食的幸福感。
“麻烦你给我一个八寸的覆盆子鲜奶蛋糕，其他的两种再每样来一个小份，谢谢。”
其实她更喜欢另外那两款简单的蛋糕，有果仁浓香或者黄油醇厚的层次感，对她来说真的足够了。
上周春运正式开始，她在江临市的机场火车站和各大客运站之前跑春运专题，为了鲜活的资料和数据，起早贪黑地采访拍照，只差跟回乡大军一道通宵达旦地守在那儿了。回家还得写稿、润色，连着两晚没怎么合眼睡个好觉，五感迟钝，吃了些什么、是什么滋味完全没留下印象，直到过稿之后昏天黑地的睡了一觉起来，才觉得好像又重生为人，胃口跟着觉醒，越简单的食物越容易满足。
知女莫若母，妈妈知道她身为记者工作太忙，连过生日也没打电话给她，只发短信说在柳宅庆祝过了，十分难忘开心。
其实未必真的庆祝过。她妈妈一辈子谨小慎微，追求低调，自己的事从不大操大办，尤其是带着她嫁进了柳家的门，大概始终觉得改嫁是不值得张扬的，又拖着个世俗口中所说的“拖油瓶”，为了维持一个家族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更是放低姿态到尘埃里，完全不是那种指高气昂的阔太太。
所谓庆祝生日，多半就是在家里餐桌上多加了几个菜，吃了一顿略为丰盛的晚餐罢了。
而近几年陶然工作很忙，一再错过妈妈的生日，只能事后再一起补过。她尊重妈妈的低调行事，但也不想看她委屈自己，所以补过生日多数时候就母女两个人，除了生日礼物，蛋糕也是一定要有的，许了愿望之后，再一鼓作气吹蜡烛。
“妈妈老了，我们陶子又长大一岁。”明明是过生日，快乐却好像全部来自于这个作女儿的。
妈妈比她更爱吃甜食，有鲜亮的果酱点缀着，蛋糕看起来带了几分隆重和热闹，作生日蛋糕最好不过，她应该会很喜欢。
柳陶然吮掉指头上混了百利甜酒的鲜奶油，兴冲冲地拿出钱包付账。
为妈妈花钱，比为自己花钱更快乐。
服务生笑容可掬地将包装精美的蛋糕递给她，忽的变了脸色，扬高声调喊，“喂，你们干什么呀？还有客人在呢！”
柳陶然回头看向门口，竟然有人把蛋糕店的两扇玻璃门关起来，从外面落了锁。
她一凛，赶忙跑到门边朝外喊，“快开门，有话好好说啊！我只是来买东西的顾客，快放我出去！”
门外的人不予理睬，一脸淡漠，衣着却过于朴素，眼角眉梢和一双大手净是体力劳动者特有的沧桑和霜尘。
这样的人站了七八个，除了无奈还有愤愤不平的情绪。柳陶然出于职业敏感，回到柜台前问服务生，“他们是什么人？是农民工吗？”
“嗯，是啊，来要工钱的，这已经第三天了，说是今天拿不到钱就不走。”
果然不出所料，这蛋糕店刚开张不久，口味和服务都极好，店内外崭新的装潢也高端别致，现在看来必定是装修款还没有付给工人们。
农民工辛苦一整年，到年底拿不到工钱回家过年，自然要上门讨薪的，等不到有话事权的人出面，只能出此下策把店给锁了。
店里的服务生也不过是拿份工资为人打工而已，只是赶巧把她这个客人也一道给锁在里面了，而且中午生意冷清，就她一个客人。
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单纯觉得倒霉，可柳陶然是跑社会法治新闻的记者，年底这个时候亲历农民工讨薪的事件，正好踩到了她的职业兴奋点。
她放下蛋糕，拿出手机给报社编辑打电话，把自己的境况说给对方听，“……嗯，我被困在蛋糕店里，讨薪的人在门口围了一圈。这题材的稿子现在要吗？我能写好。”
编辑比她还激动，“要，当然要！这种亲身经历很难得，陶子你给我好好写，别忘了呼唤正能量，现在就要正能量！”
陶然还没挂电话，余光就瞥见了门外深色的制服剪影。
店里被困的店员报了警，辖区派出所值班的警官来的很快。
陶然赶紧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相机，2.8的定焦光圈，还能当作录音笔来用。快门刚按了两张，正在问话的警官就机敏地回头看了过来。
深邃俊朗的轮廓，皮肤是健康的蜜色，留着墨黑的短发，身形高大却没有压迫感，深色的警服极为熨帖地穿在身上——就算是合体剪裁，也未必每个人都将职业化的衣裳穿得这样精神。
也许不关外形身材的事，是凛然的气场支撑着。
陶然跑法治新闻，公检法都认得不少人，这位不算有交情的，可是如此出众的人物，见过一次就很难忘掉。
陶然知道她的正能量来了，连忙贴在玻璃门上喊道，“姜队，姜队，我是晚报的记者柳陶然，麻烦你先放我出去！”
姜禹剑眉拧到一起，倒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身旁的农民工先上前几步，隔着门提高嗓门用乡音问柳陶然，“你说你是记者？啥报的记者？”
“晚报，我是江临晚报的记者。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写成报道就……”
“等一下。”姜禹打断他们的对话，客气地拉开那位农民工，“现在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解决问题拿到工钱才是最重要的。”
陶然有点儿急，“姜队，上报肯定也能帮他们要回工钱，你先开门让我出去跟他们说！”
“你在这里是既定的采访任务？”
“不是，我只是刚好遇上了，被他们锁在这里。”
“那就继续锁着吧，到了时候自然会放你出来。”
什么？！
姜禹不疾不徐，声音低沉好听得没有一点杂质，可是对陶然这个记者的排斥实在太明显不过了。
陶然又气又急，眼见他和另一位警官一起把几位农民工都聚拢到旁边的屋檐下，远远地隔开跟她的距离。
也不知姜禹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原先还群情激奋的一群人逐渐冷静下来，只是有些委屈地诉说，姜禹也只是倾听，偶尔劝慰，态度温和。
这人真像是有两副面孔，陶然不忿，对她冷淡排斥，可转眼对其他人，哪怕是给他找麻烦的人却又耐心亲悯。
她不管，既然下了决心要写报道，就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半途而废。
她重新举起相机拍照，距离太远她听不清农民工们说了些什么，只能留意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化和肢体语言，揣测着事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姜禹居然就放任他们把她和面包店的员工锁在这里，这样会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没过多久，倒是来了一个男人，年纪不大，衣着光鲜，态度却很嚣张。
柳陶然听店里的员工说，“啊，老板来了！”
这年头果然欠债的反而像大爷。
陶然又是一通拍，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奸商当然得无情曝光。
年轻男人的嚣张没有维持太久，姜禹依旧是不卑不亢的应付他，很快就让他汗颜地低头。
陶然看到农民工兄弟们脸上松了口气的表情，大概终于听到可以立马拿回工钱的承诺了。
姜禹协调完他们，转身朝店里走过来。
先前对他的那点不满这一刻竟然烟消云散了，陶然看着他年轻挺拔的身影，满满全是钦佩。
“姜队，事情解决了？那我可以采访了吗？”不知不觉竟稍稍带了一丝谄媚，她觉得他既然这么有办法调停斡旋，一定不会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嗯，解决了。不过采访就不用了，他们双方都还要跟我回一趟派出所，确保能拿到钱，不需要媒体大肆渲染。”
“这怎么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我没承诺过一定让你采访。”
陶然试着再跟他讲道理，“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是个社会现象，绝不是个别的。就算他们这次拿到了钱，没有充分关注和曝光，谁能保证没有其他人遭受这样的不公平待遇？甚至谁能保证他们明年也能顺利拿到工钱？”
她口才不错，可姜禹显然不打算买她的帐，“媒体之外还有法律，法律有它对社会的调整和恢复功能。类似的报道已经够多了，不缺你这一条。收拾好你的东西离开，接下来也不要让我看到关于今天这件事的任何不实报道。”
这简直是质疑她的专业素养！陶然咬唇，这位姜队长可真有让人生气的本事，张口闭口都是对媒体和新闻报道的不信任，这是针对她还是他根本对记者存有偏见？
她跟姜禹没有太多交情，压根不记得有什么地方得罪过这位年轻的中队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