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继续注视着威廉的每一步成长，并且决定在来年九月接原定计划把他送入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圣保罗中学一年级学习。这男孩以数学第一名的成债额外地赢得了一项奖学金，毫无必要地想为家里省下每年大约三百美元的学费。威廉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位老妇人却把钱退回学校，按她们的话说，还是请学校奖给“一个命运欠佳的孩子吧”。安妮不敢想象威廉怎么能够离开她到外地去住校学习，但他奶奶和姥姥一定要坚持这样做，更为重要的是——安妮心里十分清楚——这是理查德的愿望。她把写着威廉姓名的布条缝到威廉的物品上，给他的鞋做上记号，又检查一遍他穿的衣服，最后，不要任何人帮助，亲自装好他的箱子。威廉启程时，母亲问他这一学期他需要多少零用钱。
“一分钱也不要，”他回答，也不做进一步解释。
威廉吻了一下母亲的面颊；他还想象不出母亲将会怎样思念他，他下身穿着第一条长裤，头发剪得甚短，手提一只小皮箱，迈步沿着人行道向汽车司机罗伯特走去。他爬进罗尔斯-罗依斯牌轿车的后座，汽车马上开动。他没有回头观望。母亲抬着手，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挥动，并且终于哭了起来。威廉也想哭，但他知道，爸爸若活着，他绝不赞赏这样。
威廉在新的预科班里遇到的第一件使他甚感奇怪的事是，别的男孩都不在乎他究竟是谁。在这里再也看不见崇敬的目光，遇不到他出现时别人流露出的无言的仰慕。只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问过他的姓名，但这更糟糕，当他告诉他之后，他竟然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有人甚至叫他比尔（威廉的昵称——译者注），他马上给予纠正和解释：还没有一个人敢称呼他父亲为迪克（理查德的昵称——译者注）呢。
威廉的新天地是一间小屋，里面配着木书架，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张床和一只破旧但很舒适的小型皮沙发。另一套桌椅和床属于一个从纽约来的名叫马修·莱斯特的男孩，他父亲是纽约莱斯特公司的总裁，那公司也是一座古老家族的银行。
威廉很快适应了学校的日常生话。七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到大饭厅吃早饭，与全校２２０个男孩一道大嚼大咽鸡旦，猪肉和稀饭。早饭后，做过礼拜仪式，连上三堂五十分钟一节的课，午饭后再上两节，随后是威廉最讨厌的音乐课，因为他一个音符也唱不出来，更没有兴趣学什么乐器。秋天打橄榄球，冬天打冰球和橡皮球，春天划船、打网球，这样他就再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由于威廉得过数学奖学全，他每周还能获得三次这个科目的特别辅导，辅导人是他的宿舍监理吉·拉格伦先生，孩子们都叫他“烈马”。
第一个学年下来，威廉证明了他获得奖学金是名符其实的；在几乎所有科目中他一直跻身于成绩最高的几个男孩当中，数学在他们班总是第一名。只有他的新朋友马修·莱斯特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几乎可以肯定，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同住—间屋。除了建立起他在学业上的威望，威廉还获得了一个金融家的美称，他的第一次股市投资虽然遭到惨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获取大笔金钱和可观资金的最基本手段应是通过股票市场。他才十二岁，就不断留意《华尔街日报》上各公司的报导，并开始用一个文件夹将他的假设**易实验情况记录下来。这夹子是他刚刚得到的，纸张印有不同的颜色，他将每一项假想的购进和售出记载下来，在每月月底再把自己的筹划与股票市场相应部分的表现加以比较。他不去注意那些到入交易所名单的主要股票，却把目光集中在相对默默无闻的公司上，其中有些只能在场内搞股票的柜台交易，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进行小股买卖。威廉对自己的投资对象有四点要求：低额多重收益、高速增长率、强大的财产后盾、有利的经商观点。他发现能够全部达到这些严格标准的股票甚少，但只要被他抓住，它们几乎都能毫无例外地给他带来利润。
当他能够证明利用他的假设交易方法可以经常猜准道·琼斯股票指数时，威廉意识到重新将他的钱投入股票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从１００美元开始，并不断完善他的测算程序。他要始终跟准利润，减少损失。每当一种股票成倍增值时，他就售出自己股份的一半，保持另一半不动，以获取分红的方式让这一半股份增值。有些他最早选定的投资对象，比如伊斯门·科达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后来都变成了全国性的大企业。他还支持了西尔斯公司——一家大型的邮购商行，他相信这种商行是新潮流，将会越来越受到顾客的欢迎。
到第一学年结束时，他已经变成学校老师和某些学生家长的顾问。威廉·凯恩在学校里
过得十分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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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去了圣保罗中学，家中只剩下安妮和两个日益苍衰的老妇人，孤独的安妮·凯恩的日子却不如威廉那么快活。她痛苦他发现，她已年过三十，诱人的青春美貌业已消失，连痕迹都未留下多少。在遭受过理查德死于非命的沉重打击之后，她渐渐开始与已经断线的老朋友恢复交往。她自幼就要好的威廉的教母米莉·普雷斯顿和她丈夫约翰经常请她吃饭、看戏、每次总要另外掺着一个男人，她们有意在为安妮说合亲事。但普雷斯顿夫妇选择的对象几乎都长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安妮常暗自为他们的做媒技能哑然失笑，直至１９１９年元月份的一天——这时威廉刚刚离家返校开始冬季学期，安妮又被邀去吃饭，饭桌上又将是四个人。米莉如实相告，另一位客人名叫亨利·奥斯本，她不认识，但据他们回忆此人是约翰在哈佛大学的同期同学。
“说实在的，”米莉在电话上承认，“约翰对他不甚了解，亲爱的，只知道他长得很帅。”确卖不错，约翰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安妮和米莉的认同。安妮进屋时亨利·奥斯本正在壁炉旁烤火，他马上站起身来等候米莉从中介绍。他体高超过一米八0，暗暗的眼晴，近乎是黑色的，一头乌发，身材瘦削，很像一名运动员。安妮像触电似地感到一阵喜悦，整整一个晚上她都陪伴着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米莉只好老是与丈夫待在一起——约翰与这英俊的，精神抖擞的大学同学相比则成了个青春已退的中年汉子。亨利·奥斯本的手臂架在一付夹板上，悬吊夹板的布条几乎全部遮盖住他的哈佛领带。
“是打仗受的伤？”安妮同情地问。
“不，是我从西线撤回一星期后从楼梯上摔下来造成的，”他说完，哈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