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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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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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
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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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沈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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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
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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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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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
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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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6、明堂阴阳二篇：《月令》、《名堂位》
7、世子法一篇：《文王世子》
8、子法一篇：《内则》
9、乐记一篇：《乐记》
四十九篇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作者，学者间颇有异说。《汉书·艺文志》礼类‘《记》百三十一篇‘下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认为是孔门弟子各记所闻而成，但没有谈到各篇的具体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梁朝学者沈约之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但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说是‘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徐坚《初学记》说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出于七十子之徒，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说：‘《礼记》诸篇，或孔门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议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礼记》‘孔子说，七十二子共撰所闻以为之记，及秦汉诸儒录所记以成编，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
近人沈从文先生曾长期从事文物工作，他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来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176页引）有关《礼记》作者和年代的争论，旷代持久，长期不能定于一说。笔者认为，《礼记》中属于‘吉礼‘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的各篇，内容依附于《仪礼》；属于‘丧服‘和‘祭礼‘的各篇，内容也与《仪礼》的丧祭之礼一贯；因此他们的年代当与《仪礼》不离左右。《曲礼》、《礼器》、《少仪》、《深衣》、《乐记》、《内则》等篇，学者多信为孔门弟子之作。‘通论‘的各篇的年代一直有争议。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此外又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其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两批楚竹书与大小戴《礼记》的文字相同、类似，或者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很多。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是先秦的文献(说详拙作《郭店简与〈礼记〉的年代》，载《中国哲学》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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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记》的人本主义思想
礼的灵魂，是西周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体例的限制，《仪礼》对于礼所要表达的思想几乎没有涉及。而《礼记》则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作者每每通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凸现以人为本的立场。行文生动，娓娓道来，有很强的感染力。下面介绍《檀弓》所及的几个例子。
殷代盛行‘人殉‘（用活人殉葬）、‘人祭‘（以人为祭品）的风俗。到了周代，由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这种风俗从总体上得到了抑止，但依然存在。因此，礼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向这种野蛮的风俗作斗争。齐国大夫陈子车客死在卫国后，他的妻子和家宰准备用活人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了制止这一行为，他对陈子车的妻子和家宰说，如果一定要用活人殉葬，你们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妻等不得不罢休。无独有偶，有一位名叫陈乾昔的，临终之前要求儿子做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婢女在他的左右两边殉葬。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礼家对殉葬的态度如此。
礼缘人情而作，礼家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为是判断为政得失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国有一位守城的士兵死了，司城子罕‘哭之哀‘。晋国的探子回去报告了这一情况，认为这表明宋国统治者一定深得民心，所以千万不能去进攻。孔子很赞赏晋国的探子，因为他懂得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与此相反，晋大夫荀盈去世而尚未安葬，晋平公就饮酒作乐，并让乐师师旷和近臣李调陪饮。杜蒉愤然上前责罚师旷、李调不能规劝国君的过错，晋平公惭愧无似，表示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这种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立场，在《礼记》中可谓触目皆是，而且关怀的目光及于下层的普通民众。鲁国发生旱灾，穆公按照传统的风俗，要暴晒尪(wang)者，尪者是脊柱弯曲、面部向天的残疾人，古人认为上天哀怜尪者，怕雨水会灌进其鼻孔，所以不下雨。后来又要暴晒负责祈雨的巫婆。县子批评穆公‘虐‘、‘疏（迂阔）‘，并制止了这种残忍不人道的行为。
礼家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尤其反对在战争中杀戮无辜。吴队侵略陈国，砍伐陈国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陈国的太宰噽指责说，‘自古以来，攻伐他国的军队都，不砍伐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你们连病人都杀，可谓是‘杀害病人之师‘。‘礼家主张对为保卫正义而献身的人予以特殊礼遇。鲁国少年汪踦为保卫祖国而战死。古代未成年而死称为‘殇‘，殇者不得行成人丧礼。但鲁人决定破格为之举丧。孔子十分赞成，说他既然‘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成人之礼。
《礼记》中处处投射出礼家人文关怀的光辉。最著名的无过于《檀弓》中‘孔子过泰山侧‘一节，一位妇女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咬死，依然不肯离开荒野，原因是惟有此处才没有苛政。孔子感慨地对学生说‘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此语成为后世反对暴政和苛捐杂税的思想武器。
四、哲理与格言
《礼记》一书，还广泛讨论了礼的本质、理论、运用等问题，富有哲理，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礼运》通论礼的本原和礼制的演变，将五帝三王之政区分为‘大同‘与‘小康‘两个阶段。孔子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展示了儒家理想的蓝图，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受到过‘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想国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提出了‘乐本于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天地之和‘、‘声音之道与政通‘、‘乐以象德‘等重要观点。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育理论著作，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前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
《经解》解说六经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标，《诗》教使人温柔敦厚，《书》教使人通达、知史，《乐》教使人广博、驯良，《易》教使人洁净、精微，《礼》教使人恭俭、庄敬；《春秋》之教使人知晓著史体例。六经失修，人民就会愚、诬、奢、贼、烦、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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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王制》是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注而作，意在损益虞夏商周之制，以定一王之法。篇中历述王者颁爵制禄、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狩、井田、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丧祭国用、选士养老等制度，颇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纲。
《月令》采辑《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而成，不仅完整地记述一年十二月的天文、气象、物候，而且按照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理论，安排四时十二月的政令、农事。
《礼记》中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曲礼》）
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曲礼》）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君子慎其独。（《大学》）
富润屋，德润身。（《大学》）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表记》）
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表记》）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名，皆在其所亵也。（《缁衣》）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缁衣》）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儒行》）
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儒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坊记》）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坊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
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杂记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
教学相长。（《学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
在古代中国，《礼记》的思想和格言可谓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礼记》的魅力之所在。
五、《礼记》的流传与影响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被认为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其内容，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所以，两汉以来，每每为学者所乐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之学进一步压倒《仪礼》。
使得《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对《大学》、《中庸》的彰显。韩愈为了建立儒家的圣学道统，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中庸》，认为是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陈澔《礼记集说·自序》语）。宋儒唱和韩说，张载说：‘《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并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与《六经》并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从元皇庆二年起，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中出题，《四书》便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宋代《礼记》研究的重头之作是卫湜的《礼记集说》。此书兼取郑注、孔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翦除芜蔓，撮举枢要，详而且明，使读者能‘因众说之浅深，采一经之旨趣，详而度数，精而性理，庶能贯通而尽得之矣‘（《礼记集说·自序》）。
元儒陈澔作《礼记集说》三十卷，因陈氏号云庄，故又名《云庄礼记集说》。此书较卫湜书简便，但多失古义，好以空言推义理，舛误也比较多。明永乐十二年，胡广奉诏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共四十二家，为学者一时所重。
清代《礼记》之学的重要著作有《钦定礼记义疏》、纳兰性德《礼记集说补正》、李光坡《礼记述注》、方苞《礼记析疑》、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博参宋元以来诸家之说，以发明古义，新见叠出，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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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九
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一种‘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者，可以不参加生产、狩猎活动，也不必参加战争，氏族对他们有哺育和保护的责任。但在他们到达成人的年龄后，氏族则要用各种方式测验其体质与生产、战争技能，以确定其能否取得氏族正式成员的资格。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丁礼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消失了，而中国的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内核，将它加工改造为‘冠礼‘，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仪礼》有《士冠礼》一篇，详细记载士之子举行冠礼的详细仪节。《礼记》有《冠义》一篇，说解冠礼的含义。
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
行冠礼之年，也就是进入成年的年龄，有一定讲究。儒家认为，人的成长离不开学习，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学习内容。《礼记·内则》说，六岁，教以数目与四方之名；八岁，教以礼让，示以廉耻；九岁，教以朔望和六十甲子；十岁，离开家庭，住宿在外，向老师学习‘书计‘（文字）、‘幼仪‘（奉侍长者的礼仪），以及有关的礼的篇章和日常应对的辞令；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称为《勺》的舞蹈（文舞）；十五岁之后称为‘成童‘，练习称为《象》的舞蹈（以干戈为道具的武舞），以及射箭和御车。经过七年的学习，也就是到了二十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基础，而且血气强盛，身体发育成熟，能够独立面对社会，《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此时可以为之举行成年礼。成年以后，还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学习的内容，《礼记·内则》有具体的记载。
人既成年，为什么要举行仪式？它究竟暗含了怎样的意义？《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可知，举行这一仪式，是要提示行冠礼者：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惟其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因此，冠礼就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
二、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也
冠礼既是如此重要，在仪式中就会有特别的体现。首先，举行冠礼的日子要通过占筮的形式来选择，不得随意决定。选择吉日的仪节称为‘筮日‘。冠礼之所以要选吉日，《冠义》说是为了‘求其永吉‘，希望冠者从此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冠礼是家庭继承人的成年礼仪，是关系到家族的传承和发展的大事。古时如此郑重的仪式，必须在家庙进行。《冠义》解释说：‘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有着以祖先的名义行礼的含义，也就是《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冠、取妻必告（告庙）‘的意思。
日期确定后，作为冠礼的主人（将冠者的父亲），要提前三天通知各位同僚、朋友，邀请他们届时前来观礼。这一仪节称为‘戒宾‘，戒是告知、通报的意思。
主人再次通过占筮的方法，从所通报的僚友中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加冠的正宾，这一仪节称为‘筮宾‘。冠礼之日，正宾必须到场，否则不能成礼，所以，人选一经确定，主人要提前一天前往正宾家中作特别邀请。除此之外，还要特邀一位‘赞者‘，即协助正宾加冠的助手。通过占筮来确定冠日以及正宾的人选，都是郑重其事的表现，所以《冠义》说：‘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三、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冠礼的主体部分，是由正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冠加于将冠者之首。缁布冠实际上是一块黑布，相传太古时代以白布为冠，若逢祭祀，就把它染成黑色，所以称为缁布冠，这是最初的冠。冠礼先加缁布冠，是为了教育青年人不忘先辈创业的艰辛。周代贵族生活中已经不戴缁布冠，所以冠礼之后就搁置不用。其次是加皮弁，皮弁的形制类似于后世的瓜皮帽，用白色的鹿皮缝制而成，与朝服配套穿戴，地位要比缁布冠尊。最后加爵弁，‘爵‘通‘雀‘，爵弁所用质料与雀头的颜色（赤而微红）相似，故名。爵弁是协组国君祭祀等庄重的场合戴的，地位最尊。三次加冠，将地位最卑的缁布冠放在最前，地位稍尊的皮弁在其次，而将爵弁放在最后，每加愈尊，是隐喻冠者的德行能与日俱增，所以《冠义》说：‘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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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冠之前，三种冠分放在三个竹器中，由三位有司捧着，从西阶的第二个台阶依次往下站立。加冠者在堂上有专门的席位，其位置因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嫡长子的席位设在阼阶之上，庶子（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异母兄弟）的席位在堂北偏东的地方。堂的面向都朝南，堂前有东、西二阶，东阶供主人上下堂专用，所以称为主阶，也叫阼阶；西阶供来宾上下堂，所以称为宾阶。《仪礼·士冠礼》说：‘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著‘是彰显的意思，‘代‘是替代，阼阶之上是主人之位，让嫡长子在此加冠，意在突出他将来有资格取代父亲在家中的地位。
加冠之前，先由赞者为冠者梳头，再用帛将头发包好，做好一切准备。为了表示洁净，正宾都要先到西阶下洗手，然后上堂到将冠者的席前坐下，亲手将冠者头上包发的帛扶正，然后起身，从西阶走下一级台阶，从有司手中接过缁布冠，走到将冠者席前，先端正其容仪，然后致祝辞说：‘月份和时日都很吉祥，现在开始为你加冠。抛弃你的童稚之心，慎养你的成人之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祝毕，亲手为他戴上缁布冠。接着由助手为冠者系好冠缨。冠者进房，脱去采衣，换上与缁布冠配套的玄端服出房，面朝南，向来宾展示。
二加、三加之礼的仪节与此基本相同，只是第二次加冠时，正宾要从西阶走下两级台阶；第三次加冠时要走下**台阶，因为捧持皮弁和爵弁的有司站在不同的位置。此外，每次加冠的祝辞略有变化，但意思相同，无非是勉励加冠者抛弃幼小嬉戏惰慢之心，而树立进德修业之志。这是前辈对冠者的衷心祝愿，是成年教育的重要内容。祝辞之后，冠者都要应答。每次加冠之后，冠者都要进房换上相应的服装，然后出房，向来宾展示。
不难发现，冠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行容体、颜色、辞令的教育，内中有很深的含义。《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人之所以区别于**，是因为人懂得礼仪，而礼仪是以容貌端正、神色庄敬、辞令恭顺为基础的。要责以成人之礼，首先要从容体、颜色、辞令的教育开始，惟其如此，赞者、正宾才不厌其烦地为之梳理头发、扶正帛巾，并且让他展示体貌。《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正是这个意思。刘向在《说苑》中说，冠礼的意义在于‘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是‘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又引孔子的话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可谓深得其旨。
三加之礼完成后，举行醴冠者的仪式。冠者的席位在堂上的室门之西，正宾向冠者敬醴酒，并致祝辞：‘甘美的醴酒醇厚，上好的脯醢芳香。请下拜受觯，祭献脯醢和醴酒，以奠定你的福祥。承受那上天的美福，长寿之年犹不忘怀。‘冠者按照规定的礼节饮酒，然后起身离席，为冠礼圆满完成而拜谢正宾，正宾答拜还礼。
四、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古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如杜甫姓杜、名甫，字子美。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据《礼记·内则》记载，上古时代，子孩生下来三个月，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咳（hai）而名之‘，意思是拉着孩子的右手，用食指轻挠他的下巴，为之取名。二十年之后，当孩子长大成人，则要在冠礼上由正宾再为他取一个表字。
在姓名之外取表字，为了表示对父亲所起之名的敬重。在古代的社会交往中，只有长辈对晚辈或者尊者对卑者可以直呼其名。平辈之间、晚辈对长辈则要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否则就是失礼。也就是说，‘字‘是成人交际时使用的，所以《冠义》说：‘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正宾为冠者取字有严格的仪式。正宾从西阶下堂，站在正对西序之处，面朝东。主人从东阶下堂，站在正对东序之处，面朝东。冠者站在西阶下的东侧，面朝南。正宾为冠者取表字，并致祝辞：‘礼仪已经齐备，在此良月吉日，宣布你的表字。你的表字无比美好，宜为英俊的男士所有。适宜就有福佑，愿你永远保有。你的表字就叫‘伯某甫‘。‘周代的表字，首字表示排行，用伯、仲、叔、季表示，视情况而定；末字‘甫‘，或作‘父‘，是对男子的尊称；中间的‘字‘，一般与名的字义有联系，如孔丘，字仲尼父，仲是排行，尼与丘对应，丘是山丘，尼是尼山，是孔子出生的地方。末一字可以省略，所以孔子的字通常可以称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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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众已经很少有人再取字，但在海外华人区，以及韩国、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文化人中，依然流行取字的风气。
五、以成人之礼见尊者、长者
冠礼完毕，冠者要拜见有关的尊长。先从西阶下堂，折而东行，出廷院的东墙，面朝北，拜见在这里等候的母亲，并献上干肉，以表敬意。母亲拜受后准备离去，冠者拜送，母亲又拜。这一过程中，作为儿子的冠者只对母亲拜一次，而母亲却拜了两次，这是上古时代妇人对成年男子的拜法，称为‘侠拜‘，这一礼节如今在我国已经失传，但在韩国依然保留着。
冠者又去见站在堂下的亲戚。亲戚向冠者行再拜之礼，冠者答拜还礼。然后出庙门、进寝门，去见姑姑和姐姐，仪节与见母亲一样。冠者拜见母亲、兄弟等，是表示在家中从此以成人之礼相见，所以《冠义》说：‘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
冠者回家脱去爵弁服，换上玄冠、玄端和雀色的蔽膝，手执一只雉，前往拜见国君。见面时，要将雉放在地上，不能亲手交给国君，因为亲手授受是尊者与尊者之间的礼节。礼毕，再执雉分别去拜见卿大夫和乡先生。所谓‘乡先生‘，是指退休还乡的卿大夫。这是冠者首次以成人的身份拜见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所以《冠义》说：‘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
冠者拜会尊长完毕，主人用醴酒酬谢正宾，用的是一献之礼。所谓‘一献之礼‘，包括献、酢、酬，即主人先向宾敬酒（献），宾用酒回敬主人（酢），主人先自饮、然后斟酒再敬主人（酬）。为了表示对正宾的感谢，主人以五匹帛和两张鹿皮相赠。冠礼至此结束，正宾告辞，主人送到门外，再拜，并派人将盛有牲肉的礼俎送到正宾的家中。
乡大夫、乡先生接见冠者时，要对冠者有所教诲。如何教诲，《士冠礼》未曾提及。所幸者，《国语·晋语》对赵文子行冠礼后往见诸卿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弥补《士冠礼》的阙失。赵文子先去见栾武子（栾书），武子说：‘我曾与你的父亲赵朔共过事，他这人有些华而不实，希望你今后注重务实。‘又去见范文子（范燮），文子说：‘从今以后你要懂得戒惧。有贤德的人，在恩宠加身时总是更加谨慎，只有德行不足的人才会因恩宠而骄奢。‘又去见韩献子（韩厥），献子说：‘记住！你成年之初就应该向善，要不断地由善进入更善的境界，这样，不善就无法靠近你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能向善，不断由不善进入到更加不善的地步，那么，善就与你无缘了。犹如草木的生长，事物总是依类相从的。人之有冠，好比宫室之有墙屋，要勤加修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去见智武子（荀罃），武子说：‘孩子要记住：你曾祖赵成子的文采，祖父赵宣子的忠诚，难道可以忘怀吗！孩子要记住：有赵宣子的忠诚，再加上赵成子的文采，侍奉国君就没有不成功的。‘最后去见张孟，先把前面几位的教导叙说了一遍，张孟说：‘他们说得太好了！如果你听从栾书的话，就可以达到范燮所教导的境界，就可以弘扬韩厥的告诫，将来就可以成就圆满。如果你牢记智罃说的道理就好了。这都是先王的阴德在滋润你啊！‘冠礼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
六、古代社会中的冠礼
周代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位的帝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纪长幼，都可以即位。但是，只要即位的新王没有成年，就不能执掌朝纲。例如，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入承大统，但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只能由周公摄政。直到成王成年之后，周公才返政于成王。原因很简单，未成年者不具备南面之资。又如赢政十三岁就即秦王之位，据《史记·始皇本纪》，直到九年后的四月巳酉，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冠，带剑‘，开始亲政。可见，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一般的士人如果没有行冠礼，也不得担任重要官职。据《后汉书·周防传》，周防十六岁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试经，见周防‘尤能诵读‘，欲拜为守丞。周防因尚未行冠礼，不能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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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对于帝王的冠礼非常重视。据《汉书·惠帝本纪》，汉惠帝行冠礼时，曾经宣布‘赦天下‘，这是历史上因帝王行冠礼而大赦天下的开始。其后，又有因太子行冠礼而赐民以爵位的，据《汉书·景帝本纪》，景帝后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又据《
汉书·昭帝本纪》，元凤四年，昭帝加冠，‘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颇似普天同庆的节日。
为了与臣下的冠礼相区别，汉昭帝的冠礼还专门撰作了冠辞。据《博物记》（《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所记，其冠辞为：‘陛下摛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邦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这是后世帝王另撰冠辞之始。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次子马防，在肃宗时担任过卫尉，其子马钜常跟从左右。据《后汉书·马防传》，肃宗六年正月，马钜年及冠龄，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至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可惜，史书中皇帝亲临臣子冠礼的记载仅此一见。
从南北朝到隋唐，冠礼一度废而不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的书信中谈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说当时有一位名叫孙昌引的人，‘独发愤行之‘，冠礼毕，仿当年赵文子见栾书等的故事，次日上朝，希望众卿士能对他有所教导。到外廷后，孙氏荐笏对卿士说：‘某子冠毕。‘不料众卿士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说：‘这与我有何相干？‘文武大臣哄然大笑。可见，朝廷的大臣已不知冠礼为何物。
从唐到宋，‘品官冠礼悉仿士礼而增益，至于冠制，则一品至五品，三加一律用冕。六品而下，三加用爵弁‘。（《明集礼》）可知唐宋时代曾在品官中实行过冠礼，按照品阶高下，加不同的冠。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层面的强烈冲击，造成固有文化的迅速流失，主张要在全社会推行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朱子家礼》引）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他的《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规定: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的《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朱子家礼》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但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
程颐也极力倡导冠礼，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左传·襄公九年》载，晋悼公宴请鲁襄公时，问及鲁襄公的年龄，季武子说只有十二岁。有人援引此例，主张将冠龄提前到十二岁，遭到程颐的坚决反对，说：‘此不可。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认为，既行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因此，‘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
据《明史》，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从皇帝、皇太子、皇子、品官，下及庶人，都制订了冠礼的仪文，《明史》中有关皇帝、皇太子、皇子行冠礼的记载很多，说明在皇室成员中依然保持着行冠礼的传统，‘然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明史·礼志八》）可见在官员和民间已经很少有人行冠礼了。清人入主中原后，政府颁定的礼仪制度发生很大变化，虽然还有五礼的名目，但长期作为‘嘉礼之重者‘的冠礼不再出现在‘嘉礼‘的细目之中。
七、女子的笄礼
古代男子有冠礼，女子则有笄礼。《礼记·曲礼》说：‘女子许嫁，笄而字。‘可见女子是在许嫁之后举行笄礼、取表字。笄礼的年龄小于冠礼，《礼记·杂记》说：‘女子十有五年许嫁，笄而字。‘如此，则许嫁的年龄是十五岁。如果女子迟迟没有许嫁，则可以变通处理，《礼记·内则》郑玄注说：‘其未许嫁，二十则笄。‘笄礼的仪节，文献没有记载，学者大多认为应当与冠礼相似。
到了宋代，一些学者为了推行儒家文化，构拟了士庶女子的笄礼，司马光的《书仪》以及《朱子家礼》都有专门的仪式。《书仪》，女子许嫁，笄。主妇女宾执其礼。笄礼行之于中堂，执事者用家内的妇女婢妾充任。席以背设椸栉总首饰置卓子上，冠笄盛于盘中，上面蒙以帕，由执事者执之。主人于中门内迎宾。宾致祝词后为之加冠、笄，赞者为之施首饰，宾揖笄者，适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见者仅限于父及诸母、诸姑、兄姊。其余仪节都与男子冠礼相同。《朱子家礼》的笄礼与《书仪》大体相同。女子许嫁，即可行行笄礼。如果年已十五，即使没有许嫁，也可以行笄礼。笄礼由母亲担任主人。笄礼前三日戒宾，前一日宿宾，宾选择亲姻妇女中贤而有礼者担任。陈设，在中堂布席。厥明，陈服，如冠礼。序立，主妇如主人之位。宾至，主妇迎入，升堂。宾为将笄者加冠笄，适房，服背子。为笄者取字。笄者见尊长，最后礼宾，仪节与冠礼相同。
公主的笄礼，文献语焉不详，《政和五礼新仪》的《冠礼》没有提及，而《宋史》有之，皇帝亲临于内殿，估计是仿照庶子冠礼制作的。明代笄礼不见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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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姓之好：婚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十
合二姓之好：婚礼
古代男子行冠礼之后，就有了婚配的资格。《仪礼》有《士昏礼》一篇，记载先秦士的婚礼的仪式；《礼记》则有《昏义》一篇，论述婚礼的人文内涵。两篇文献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秦婚礼的主要材料。婚礼涉及到两姓联姻的质量和稳定性，涉及到宗族是否昌盛，所以《昏义》说：‘昏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一、婚姻之义
**结合的开始是种族得以繁衍的基础，因而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但是，为什么唯独人类的**结合需要经由‘礼‘的种种形式呢？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人类在迈入文明时代之前，曾经经历过杂交乱婚、‘知母而不知父‘的阶段，异性的结合相当随便，甚至不需要区别辈份、血缘。随着民智的开化，人们发现，不仅乱婚的结果，不仅使族群中的弱智或病态儿童的大为增多，还造成了伦常关系的混乱。《礼记·曲礼》说：‘夫唯**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为了杜绝‘父子聚麀‘（父子用同一个性配偶）之类的落后现象，‘圣人‘对异性的结合作种种的限定，使人类远离于**。
礼缘人情而作，性情以男女为大，人类的性本能难以自发地控制，为了引导人们正确地把握男女之情，使性情之道万世不废，儒家制订了婚姻之礼。只有经过婚姻之礼的女子，才能成为自己的配偶；对于其他的女子，则必须恪守男女之大防，所以《礼记·经解》说：‘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yin辟之罪多矣。‘
儒家特别看重婚姻之礼，并作了种种理论阐述。首先是伦理哲学方面的意义。儒家以人法天，自然界的万物，乃是天阳、地阴所化生。男女则是社会的阴阳两极，是衍生亿万人类的渊源。《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等等的一切人伦关系，都是由夫妇的结合而派生出来的。这与自然界的阴阳二气相和合，化生了四时和万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夫妇是人伦之基，‘万世之始‘（《礼记·郊特牲》），婚礼是‘礼之本‘（《昏义》）。
其次是稳定家国方面的意义。《史记·外戚世家》说，自古帝王的为政得失，往往与配偶的贤否相关，如‘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也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yin于褒姒‘，圣人的经典，都以夫妇之道为首，‘《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因此，在古代中国，天子与后的婚姻具有垂范天下的意义。《昏义》说：‘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在儒家的经典中，治理天下，说到底是治理男女民众，因此天子与后有一种自然分工，《昏义》说：‘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所以在官职的设置上，两者有对等的关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只是前者听外治，后者听内治而已。儒家把由男女而起的阳道与阴德、外治与内职的和顺，看作是盛德至治的标志。明清故宫以皇帝所居之处名之为乾清宫，以后之所居为坤宁宫，显然是以天子与后为人间阴阳的象征。
二、议婚和定亲
从《仪礼·士昏礼》可知，士娶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仪节，称为‘六礼‘。前五个仪节都比较简单，核心内容是议定婚姻。
‘纳采‘，后世称为‘提亲‘，采是采择、选择的意思，是女方谦虚的说法，意思是自家女儿不过是聊备男家选择的对象之一。男家先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得到允诺后，就派使者到女家致辞，并送上礼物——雁。女家若同意议婚，就收纳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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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点要主意。首先，古代议婚，男女双方一定要通过媒人、使者来交接，而不能彼此直接接触，之所以要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男女草率苟合，因此郑玄《士昏礼》注说是‘皆所以养廉耻‘。《诗经·齐风·南山》说‘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可见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是东方女子讲羞涩的表现。反之，如果男女私定终身，就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耻笑，《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
其次，婚礼是继宗传代大事，所以要经过种种的程序，以示郑重。而且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五个仪节，都在女方的祢庙（父庙）举行，并且要象侍奉生者一样，在祢庙为父亲的神灵设坐席以及供凭依的几，含有听命于宗庙的意思，也都是尊重其事的表现。
第三，除纳徴之外，在六礼的其它五个仪节中，男家使者带往女家的见面礼物都是雁，这原本来可能是一种相沿而来的习俗，但儒家对此也注入了新的礼义。《白虎通》说：‘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使古老的习俗有了新的象征意义。
纳采礼毕，使者出庙门，但并不回家，稍后再次进入女家之门‘问名‘，即询问女子母亲的姓氏，以了解对方的血缘关系，避免出现同姓婚配的情况。同姓相婚，子孙不能蕃息昌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是以君子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避免同姓婚配、近亲繁殖，是为了保持族群的优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从先秦文献来看，同姓不婚已经成为周代社会的婚姻法则，娶同姓为妻是违反礼制的行为，要受到舆论抨击，这里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鲁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昭公的夫人孟子卒。孟子姓吴，照理应该称‘吴孟子卒‘，可是，《春秋》却写作‘孟子卒‘，原因何在？《左传》说，‘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公羊传》、《谷梁传》也都说是‘讳娶同姓‘。意思是说，吴国是周太伯的后裔，与鲁国是同姓之国。昭公违反了‘娶妻不娶同姓‘的规定，娶吴孟子为夫人，是失礼的行为。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所以隐去‘吴‘姓，只称‘孟子‘。孔子提到这件事也非常生气，说‘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述而》）
男家得知女子姓氏后要占卜，如果得到吉兆，就派使者到女家通报，称为‘纳吉‘。主人闻讯后谦虚地回答说：‘小女不堪教育，恐不能与尊府匹配。但既已占得吉兆，我家也同有这吉利，所以不敢推辞。‘
‘纳徴‘，相当于后世的订婚，征是成的意思，双方的婚姻关系由此确定。纳征时致送的聘礼是玄色和纁色的帛共五匹，鹿皮两张。
男家通过占卜选定了婚期，为了表示对女家的尊重，派使者到女家，请求指定婚期，这一仪节称为‘请期‘。女家主人谦辞说：‘还是请夫家决定吧。‘于是，使者将已卜定的吉日告诉女家。
三、亲迎
亲迎，今称迎亲，是婚礼的核心。以上‘纳采‘等五个仪节都是由男方派使者到女家进行，而且都是在早晨行事；唯独亲迎是由新郎亲自前往女家，而且时间是在‘昏‘时。娶妻为什么要在昏时呢？这是有缘由的。古代‘昏‘是与‘旦‘相对的时间概念，指日没后二刻半（古人将一天的时间长度分为100刻，今天则分为96刻，一刻的长度很接近）。据梁启超、郭沫若等学者考证，昏时成婚，是上古时代抢婚习俗的孓遗，因为抢婚需要借助夜色的掩护。《易·睽卦》上九有这样一段文字：‘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大意是说，有人夜行，见一豕伏在路中，又见一辆车，上面载着许多鬼，于是张弓欲射。仔细一看，不是鬼而是人，于是弛弓不射。再细看，不是寇盗，而是为婚媾之事而来的人。梁启超等认为，《睽卦》所记，实际上就是氏族时代的抢婚。随着时代的进步，抢婚的风俗消失了，昏时成亲的习惯却被保留下来了，而儒家则赋予了新的哲学诠释：新郎到女家迎亲，新娘则随之到夫家，含有阳往阴来之意，昏时是阴阳交接之时，所以说，‘必以昏者，取其阴来阳往之义。‘（郑玄《三礼目录》）新婿于昏时而来，所以叫‘昏‘（
先秦文献写作‘昏‘，后世写作‘婚‘）；新娘则因之而去，所以叫‘姻‘。这就是后世‘婚姻‘一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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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为家庭选择一位内主，这一角色，既要相夫教子，又要奉养老人，终日与娣姒妯娌相处，还有丝麻布帛之事，她是否具备‘妇顺‘的德行，和顺上下，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和兴盛。《昏义》说：‘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为此，女子在出嫁前三个月必须向女师接受有关‘妇顺‘的教育，地点是在公宫或者宗室，施教的科目有妇德（贞顺）、妇言（辞令）、妇容（容色）、妇功（丝麻）等科目，为婚后的生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教成之后，要在宗庙举行告祭，祭品要用代表阴类的鱼、苹藻等水中之物。
新郎出发迎亲之前，父亲教导说：‘去迎接你的内助，以继承我们的宗室之事。勉励和引导她恭敬从事，以嗣续我们先妣的美德。你的言行要有常法。‘儿子回答说：‘是，只怕我不能胜任，但决不敢忘记父亲的训诫。‘新郎乘坐漆车前往女家，随行者分乘两辆副车，从役们手持烛炬，在马前开道照明。
女家在祢庙为祖先的神灵设席，右面放着供神灵凭依的几。新娘戴着发饰，在房中面朝南而立，等待丈夫的到来。姆站在新娘右边。陪嫁者站在新娘后面。新郎到达门外时，新娘的父亲出门迎接，并导引他进门。上堂后，新娘的父亲在阼阶上面朝西而立，母亲在房外面朝南而立。新郎东房之前、面朝北向岳父行再拜叩首之礼，然后走下西阶，出门。女儿出房，跟从新郎从西阶下堂，这时，站在阼阶上的父亲告诫女儿：‘切记要恭敬从事，从早到夜，都不要违背公公、婆婆的意志！‘并赠以衣服、发簪等托戒之物，让她日后见物思今，永志不忘。母亲给女儿系好小带、结好佩巾，告诫说：‘要努力，要谨慎，白天黑夜，都要恪守妇道！‘庶母送到门内，给她系上盛佩巾用的丝囊，告诫说：‘恭恭敬敬地听从你父母的话。白天黑夜都不要有过错，经常看看这个丝囊，就不会忘记父母的告诫了！‘新娘登上迎亲的车，姆为她披上避风尘用的罩衣。新郎驱车前进，车轮转动三圈后，由车夫代替新郎驾车。新郎乘自己的漆车先回家，再在家门外等候新娘。
婚礼的‘六礼‘，一直延续到唐代。到了宋代，‘六礼‘被简化为纳采、纳币（相当于古礼中的纳吉）、亲迎等三种仪节，又相沿到清代。儒家认为，阳动阴静，而且女子羞涩，因此必须由男子主动上门娶妻。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定式和文化特征之一。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亲迎始终作为婚礼中最重要的仪节而被广泛遵守。从《左传》等文献可知，春秋时期，两国交好往往互通婚姻。由于亲迎不能深入到对方国土之中，所以女方送婚的队伍只能送到国境上，男方即使贵为诸侯，也必须到国境上迎娶，这是更高一级的亲迎方式。当今我国的婚礼，变化很大，古礼的面貌几乎荡然无存，但亲迎的形式依然顽强地保存着。无论是大陆、港台，还是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作为新郎的当事人自己是否意识到，都会在大喜之日亲自到新娘的府上迎亲。阔气的新郎用高级轿车组成的车队迎亲，贫寒的新郎则用自行车或者毛驴，工具不同，但内涵却是相同的。这是古礼可以今用，或者说今礼中保存有古礼的典型例证之一。
四、成婚
新房设在新郎的寝室。侍者交替为新郎、新娘浇水洗手，赞礼者为新人安排好了新婚第一餐的馔席。新人的坐席和饭菜的放置略如下图
古人食俗，有些类似今天的份餐制，各种食物每人一份。所以，新郎、新娘的席前，主食黍和稷，以及调味用的酱、菹（腌制的冬葵菜）、醢（螺酱）、湆（肉汤）都是各有一份。但是婚礼的情况有些特殊，鱼俎、豚俎、腊（风干的全兔）俎仅有单独的一份，放在两人的饭菜之间，供新郎、新娘一起食用，这一安排称为‘共牢而食‘，‘牢‘指俎或者俎里的食物。
由上图可知，新婚第一餐的饭菜很简单。进食带有礼仪的性质，吃得也不多，赞礼者将黍移到新郎、新娘的席前，又把豚俎上的肺和脊夹给他们。夫妇先吃黍，再喝肉汤，然后用手指咂酱吃，这一过程称为‘一饭‘。一共要三次，称为‘三饭‘。古礼，三饭告饱，食礼完毕。古人饭后要‘酳‘，就是用酒漱口，这既是为了清洁口腔，同时也有安食的作用。‘酳‘有三次，称为‘三酳‘。婚礼中三酳的酒器，前两次用爵，最后一次用卺。所谓卺，就是将葫芦对剖而成的瓢，夫妇各执一片而饮。这一安排称为‘合卺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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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从素昧平生到成为结发至亲，在仪节上不能没有一个过度。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正是要体现夫妇一体、彼此亲爱的意思。《昏义》说：‘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在当今的婚礼中，客人闹新房时有一个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让新郎、新娘一起咬同一颗糖，或者同一个苹果，也是为了表示夫妇从此结为一体。这正是‘共牢而食、合卺而饮‘的遗**亚，只是当事人不自知罢了。
五、拜见舅姑
婚礼最后一个重要仪节是拜见舅姑，这是涉及到家庭管理权交接的大事。舅姑是古代对公公、婆婆的称呼。婚礼次日的清晨，新娘早早起身沐浴，穿戴整齐后，以新妇的身份拜见公公、婆婆。公公以主人的身份在阼阶上即席，婆婆以内主的身份在房门外的西侧即席。新娘捧着盛着枣、栗的竹篮，提梁上覆盖着巾，从西阶上堂，到公公席前行拜见礼，礼毕，将竹篮放在席上。公公**竹篮，表示收下礼物。新娘又到婆婆席前行拜见礼，然后将另一只盛着干肉的竹篮放在席上。婆婆举起竹篮，表示收下礼物。接着，赞礼者代表公婆用醴酒向新娘致礼，表示接纳新娘为家庭正式成员。之后，新娘向公婆‘馈特豚‘，就是进献一只煮熟的小猪。小猪经左右对剖之后，先一起放入鼎中，食前取出，分别盛放在公公、婆婆的俎上。馈特豚，是表示新娘开始以媳妇的礼节孝敬公婆。最后，公婆设食款待新娘，以及女家的有司等人，并赠给礼物。礼毕，公婆从西阶下堂，新娘从东阶下堂，这里含有‘著代‘的意思，表明新娘从此代替婆婆成为家庭的主妇。
如果成婚时公婆已经去世，就只能在宗庙祭祀时，另外用‘奠菜‘的礼仪拜祭公婆。周人实行四时之祭，春夏秋冬，每季一祭，所以是每三月祭祀一次。新娘过门后，不出三个月就会遇到一次祭祀。因此，奠菜之祭一定是在婚后的三个月之内，这就是《士昏礼》说的：‘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到了宋代，人们认为三月而庙见，相隔的时间太长，于是，《朱子家礼》改为三日，遂成定格，流传后世。
六、古代婚礼的几个特色
古代婚礼与今日婚礼迥异其趣或相因不绝之处甚多，下面略举其要。
由《士昏礼》可知，先秦婚礼相当简朴，不仅夫妇成婚的菜肴仅有数品，而且没有庆贺和举乐的仪节，与今日竞奢斗富的婚礼相比，反差非常鲜明。《礼记·郊特牲》说：‘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用阴阳之义作解释；又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认为婚礼是异姓之间的联姻，目的是繁衍宗族，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此无喜可贺，无乐可举。《礼记·曾子问》则引孔子的话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意思是说，妇家因女儿出嫁而离别，父母思念，无心举乐；夫家则将因娶新妇而取代年老的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不免哀戚，也无心举乐。但是，从汉代起，婚礼就不断朝着奢靡的方向发展。据《汉书·宣帝本纪》，五凤二年秋，宣帝下诏说‘昏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指责某些官员‘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是‘苛禁‘。以后，帝王以及皇室成员婚礼的规格不断攀升。到唐代，连民间有借婚礼大肆铺陈挥霍的，政府曾用《士昏礼》为轨则加以干涉，但成效不大。
新婚夫妇没有特别的服饰。新郎穿的是爵弁服，下裳为纁色，镶有黑色的边。新娘头戴发饰，身穿镶有黑边的纯玄色衣裳。都是以黑色为主调的衣服。连新郎、新娘乘坐的车，也是黑色的。这与后世婚礼喜欢大红大彩的风气完全不同。
此外，新娘没有‘盖头‘。杜佑《通典》‘拜时妇三日妇轻重议‘条说，在社会动荡或有重大变故，但是恰逢婚嫁的好日子，双方急于嫁娶，则仪式可以变通，‘以纱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蒙住新娘之首的‘纱縠‘与后世的盖头有些类似，但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法，并非常礼。
《世说新语·假谲》说晋人温峤的堂姑母委托温峤为其女儿物色夫婿。几天后，温峤说已经物色好，门第与身世不低于自己。婚礼时，新娘用手拨开纱扇，发现新郎就是温峤。这就是‘却扇‘一词的出典。清代平步青的《霞外攟屑》说：‘古时婚礼，侍儿以纱扇蔽新妇，彻扇曰却扇。‘南北朝庾信的《为上黄侯世子赠妇》诗说：‘分杯帐里，却扇床前。‘也是用温峤娶妇的典故。
到唐代，却扇已经成为普遍的礼俗。《资治通鉴》记载，唐中宗景龙二年，赐婚御史大夫窦从：‘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两人相对而坐之后，中宗命窦从‘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胡三省的注说：‘唐人成婚之夕，有催妆诗、却扇诗。‘新娘要等新郎做了却扇诗之后，才肯除去挡脸的扇子，确实很有文人婚礼的情趣，于此也可见唐代诗风之盛。唐封寅的《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
直到宋代，才出现了如同今日的盖头。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记当时婚礼，要请男家一位福寿双全的女亲，用称杆或纺梭挑起新娘的盖头。后来，变为由新郎亲手掀起盖头。
从先秦时代起，婚礼使用的器物就有超越身份的现象，例如，士亲迎用的墨车，是大夫的车；用作见面礼的雁，也是大夫的规格。郑玄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摄盛‘，意思是在婚礼这种特殊的场合，可以允许稍有越位的行为。后来，‘摄盛‘成为一种习俗而流传千年，新郎即使是平头百姓，在结婚之日也可以戴纱帽、穿官服，大家还可以称他为‘新郎官‘。至于车、轿之类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婚礼，接新娘不仅用卡迪拉克等政府首脑或巨富乘坐的豪华轿车，甚至可以住进‘总统套房‘的，‘摄盛‘的规格，大概是无以复加了。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119:58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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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尚往来：士相见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十一
礼尚往来：士相见礼
人与人交接、相见，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古代中国有知识的人相见，不是拍拍肩膀、套套近乎就可以完事，而是要经过相当程式化的礼仪，以表达内心的诚敬。《仪礼》有《士相见礼》一篇，记叙入仕的士初次去见职位相近的士的礼节，以及贵族之间相交的杂仪。《礼记·曲礼》说：‘礼者，自卑而尊人。‘意思是说，所谓礼，就是通过自谦的方式来表示对他人的敬意。这一观念在《士相见礼》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仪节似乎有些琐碎，但却散发着典雅的气息。
一、不以挚，不敢见尊者
初始入仕的士，要去见另一位职位相近的士，是一件很郑重的事。彼此素昧平生，对方是否愿意接见不得而知，如果贸然闯到对方家中求见，则有强加于人之嫌，是不礼貌的表现。或者虽然对方不会拒绝接见，但时间上不方便，不速之客会使主人无所措手足，同样是失礼的表现。因此，事先一定要通过‘将命者‘去转达求见之意，‘将命‘是‘传命‘的意思，指居中沟通双方意愿的人。
古礼，彼此身份相当者，可以‘分庭抗礼‘；只有当彼此身份有尊卑之别时，才需要通过对方的下人来递话，例如，大臣称天子为‘陛下‘，意谓不敢与天子对话，而只能通过阶下的执事传话。士去见另一位士，身份相当，按理可以平起平坐，而求见者依然以自卑的姿态说话和行事，并通过‘将命者‘传递信息，以表达自卑、谦远的心情。这种方式在书信中普遍使用，例如给朋友写信，彼此身份、年龄相当，但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信封上写‘某某先生书童收‘，意谓不敢直接交给对方，而只能请其书童转呈。或写作‘某某先生俯收‘，以表示彼高己卑之意。类似的表达方式，今日依然在某些文人雅士中使用。
求见一方得到主人一方的同意之后，要带着‘挚‘（见面的礼物）前往拜访，这是一种表示郑重的方式，所以《士相见礼》所说‘不以挚，不敢见‘。士与士相见用雉（野鸡）作为礼物，由于雉无法生养，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死雉。如果适逢炎热的夏天，则要用风干的雉，以防腐臭。
古人之所以用雉作为士相见的礼物，富其寓意，《白虎通》解释说：‘士以雉为挚者，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节私义，不当转移也。‘可见，当时的士人以雉为礼物，是取雉不受引诱、不惧威慑、宁死不屈的特点，来隐喻自己的节操。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把求见者称为‘宾‘，将求见的对方称为‘主人‘。宾到达主人家大门外时，先不能与主人直接见面，而要通过‘摈者‘（协助主人行礼的人）与主人对话。彼此的遣词极为谦敬，而且有固定的辞令格式。宾说：‘某人一直想来拜见，但无缘自达。今天将命者终于以您的命令让我前来。‘双方的地位相当，而对方亲自上门求见，是屈尊的表现，如果直接让客人进来见面，是自大的表现，所以主人要‘请返‘，请客人返回，以便自己能登门拜见，主人说：‘某人请将命者向您转达希望相见之意。不料您今天屈尊先来，真是不敢当，请先回尊府，某人随即前往拜见。‘来宾表示还是在此相见，说：‘您的命令某人实在不敢当，还是请就此赐见。‘此时，主人要谦虚地‘再请返‘，说：‘某人绝非虚情假意，务请先回尊府，某人随即前往拜见。‘宾说：‘某人也绝非虚情假意，所以再次请求。‘在来宾再次表达在此见面的愿望之后，主人表示同意接见来宾。
但宾是执挚而来，而执挚是向主人表示敬意的礼节，主人若不经推辞就‘受挚‘，也是自大的表现，所以主人要‘辞挚‘，以示谦虚，主人说：‘既然某人一再推辞而不能得到您的允许，理应随即出门相迎。但听说您执挚而来，实在是不敢当，谨辞谢您的礼物。‘宾说：‘某人若不带着礼物而来，就不敢见所尊敬的人。‘此时，主人要‘再辞挚‘，说：‘某人实在不敢当此大礼，谨再次辞谢。‘宾说：‘某人如果不凭借礼物来表达敬意，就不敢前来拜见，所以再次请求收下。‘在再辞挚之后，主人方可以正式同意接见来宾。主人说：‘某人一再推辞而不能得到您的允许，岂敢不恭恭敬敬地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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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主人出大门迎接宾客，行再拜之礼。宾以再拜之礼作答。主人揖请宾入内，自己先从门的右侧进入。宾捧着雉，从门左侧进入。宾、主双方首先行受挚之礼。来宾授挚，主人在中再拜之后受挚，宾也行再拜之礼。
礼毕，宾出门。主人让摈者向来宾转达希望叙谈之意。宾乃返回，与主人相见，叙毕退出。主人送宾到大门外，行再拜之礼。
二、来而不往，非礼也
主人经过请返、再请返、辞挚、再辞挚，然后受挚、会客、送客，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见面的礼仪已经结束。古礼不然。《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古代礼仪讲究对等，只有单方面的行为，就不成其为礼。既然对方屈尊而来，则自己应当登门回访，否则依然是自大的表现。在主、宾双方相互拜见之后，相见的礼仪才算完成。之所以称为‘士相见礼‘，而不称为‘士见面礼‘正是这个意思。
回访的时间，一般是在对方来访的次日。回访之日，主、宾身份发生了转换，昨天的主人变成了宾，而宾则变成了主人。回访者手持昨日客人来访时带来的雉来到主人家的大门外，通过傧者与主人对话，说：‘昨日，承蒙屈尊光临敝舍，使某人得以拜见。请允许某人将雉奉还给将命者。‘来宾不说‘将挚奉还给您‘，而说‘奉还给您的将命者‘，是自卑谦远的说法。主人说：‘彼此已经见面，不敢烦劳尊驾前来，谨辞谢。‘宾说：‘某人卑微，不敢求见尊敬的主人，只是希望将雉奉还给将命者。‘主人说：‘某人昨日已经拜见，不敢再劳尊驾，故再次辞谢。‘宾说：‘某人不敢以还雉之事惊动您，所以再次求见将命者。‘主人回答说：‘某人一再地推辞而不能得到您的允许，敢不恭敬从命？‘得到主人同意后，宾执挚入门，主人向宾再拜后收下挚。宾出门。主人送宾到大门外，行再拜之礼。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古人执挚相见，不过是借此表达内心的敬意和忠信的一种方式，其中丝毫没有猥琐的动机。士以德行相交，而不以钱财衡量友谊。惟其如此，受挚的一方在次日就将礼物奉还对方，否则就有贪财之嫌，真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人际关系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动辄以礼物相赠，送礼者表面上客客气气，内心却是希望对方给予某种方便，全无诚敬之心；受礼者则认为，以权受礼，天经地义；礼物的授受，已经完全变了味道。
礼尚往来的传统，在近现代社会依然残留着，这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1925年，清华大学为决定延聘王国维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最初，以校长曹云祥的名义，给王国维先生寄送了聘书。吴宓先生认为，对于像王国维这样的大师，以一纸聘书相邀，是不郑重、不诚敬的表现。所以，吴宓先生亲自到王国维先生家中，行三鞠躬之礼，然后转达校长的聘请之意。王先生见其执礼甚恭，决定应聘，并在不久之后，到吴宓先生家回访。王国维先生熟知传统礼仪，故处事非常得体。
士与士平等相待的原则，可以引申到大夫与大夫、诸侯与诸侯、国与国等各种关系。从《左传》可知，春秋时期，国与国的交往，同样遵循着平等的原则。在当今的国际外交事务中，国与国的对等，是世界各国交往的准则之一，例如A国总统出访B国，B国总统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回访A国，彼此所受到的礼遇也是对等的，而这一原则，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
三、士、大夫、国君交往的杂仪
《士相见礼》除了记载士与士相见的礼节之外，还记载了由此推及的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士大夫见于国君等仪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贵族阶层的交际礼仪，下面略作介绍。
士与大夫的身份有尊卑之别，因此，彼此见面的礼仪也有所不同。士初次拜见大夫，大夫不需要到门外迎接。士到来后，只要在他进门后行以一拜之礼即可。士告辞时，大夫以再拜之礼送别，但不必象士相见那样送到大门口。
不同身份的人见面，地位高的一方如何处理对方的‘献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士向大夫献挚，大夫三次‘辞挚‘之后，依然不能接受礼物。其原因是，地位平等的双方（如士与士），主人可以接受宾的挚，但回访时要还挚；地位相差悬殊的，如国君与臣相见，国君是一国的至尊，可以接受臣下的献挚，而不必回访和还挚。大夫与士的关系不然，如果受挚后不回访、还挚，则有僭君之嫌；如果受挚后回访、还挚，则有将自己降同于士之嫌，所以只能‘终辞其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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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宾曾经在大夫家当过家臣，即所谓的‘旧臣‘，则来宾在入门之后，要先把礼物放在地上，再向主人行再拜之礼。主人以一拜之礼作答。来宾献挚，因为彼此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大夫谦辞一次就可以收下，说：‘某人辞谢你的礼物而不能得到允许，不敢再次辞谢。‘但来宾出门后，主人要派摈者到门口将礼物还给宾，说：‘主人让某人将礼物奉还于您。‘来宾回答说：‘某人已经献挚而且拜见主人，因此不能接受您的要求。‘摈者说：‘主人吩咐我：‘送还礼物的事决不能虚情假意。‘所以务请收下。‘宾回答说：‘某人不过是主人卑贱的私臣，岂敢让主人行宾客还挚之礼，所以再次辞谢！‘摈者说：‘某人奉主人之命来办此事，不敢对您虚情假意，再次请您收下！‘宾回答说：‘某人屡次辞谢而不能得到同意，敢不从命？‘于是再拜之后收下礼物。
如果是外邦之臣来见国君，由于不是自己的臣下，礼节也就不同。双方行礼完毕，摈者奉命将挚退还客人，不能说受挚的话，只说还挚：‘寡君派某人还挚。‘宾不能说推辞的话，只能说：‘君不愿以外臣为臣，岂敢再推辞。‘于是再拜叩首后收下礼物。
大夫之间相见所执的挚，不能用雉，那是士相见用的礼物。具体用什么为挚，而要视大夫的等级身份而定。如果是下大夫之间初次相见，则用鹅为挚。鹅身裹着绘有纹饰的布，双足用绳子系着。捧持鹅的方式和士相见时一样，鹅头朝左。如果是上大夫之间初次相见，则以羔羊为挚。羊身上用绘有纹饰的布裹着，四足两两相系，绳子要在羊背上交叉后回到胸前打结。捧持时，羊头朝左，执持的方式与秋天行献麛礼时执麛的方式相同。大夫相见的仪节与士相见礼相同，只是所用的挚不同罢了。
君在朝或者燕息时，臣下求见都不必执挚，惟独新臣首次拜见国君，一定要执挚。新臣走到国君的堂下时，容貌要愈加恭敬。
士大夫首次见君，要先将挚放在地上，然后行再拜叩首之礼。国君通常不对臣下行答拜礼，因为是首次见面，所以要答以一拜之礼。
古代国君因巡行、田猎而到达乡间，与庶人见面时，庶人以鹜为挚，往见国君时，不必象贵族那样作奔走翔行的仪容，只是进退时要疾走，以表示敬意。
四、燕见国君的杂仪
士大夫与国君在朝上见面，有正式的礼仪。退朝之后私见国君（文献称为‘燕见‘），礼仪不如朝中那样繁琐，但也有必须遵守的规范。燕见时的君臣之位，也是以国君面朝南的位置为正位。如果国君站立的不是面朝南，则要取国君正东面或正西面的方位行礼，不能因为国君的方位不正就草草地在斜方向行礼。国君在堂上时，臣走哪个台阶没有严格的规定，君靠近哪个台阶，就从哪个台阶上堂。
贵族彼此相见时，议论的话题、说话时的神态，也都属于礼的范围，于此可以窥知谈话者的礼的休养。凡是向国君进言，而不是回答国君的发问，一定要等国君安坐之后再开口。闲处时谈论的话题，因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但都要有利于提升德行道艺：与国君，应该谈如何使用臣下；与卿大夫，应该谈如何奉事君上；与年老的长辈，应该谈如何教育弟子；与年轻人，应该谈如何孝悌于父兄；与一般人，应该谈如何以忠信慈祥处世；与士以下的官吏，应该谈如何忠信奉公。
向尊长进言时，视线的方向很重要。视线高于对方的面部，就显得傲慢；视线过低，在对方的腰带以下，则显得忧愁；目光游移不定，则显得漫不经心。与卿大夫说话时，开始时视线要落在对方脸部，观察其气色，看是否可以开口说话；话说完后，视线要移到对方的**，以示尊敬，并给对方以思考的时间；停顿一段时间之后，再将视线移到对方脸部，观察对方是否已采纳自己的意见；整个过程，体态容颜不要随便变动。对在坐的其他卿大夫，也是如此。如果是与父亲说话，因为关系特别亲密，则不必过于拘谨，目光可以略有游移。如果父亲不再说话，那末视线要落在他行走时最先动作的部位：站立则视其足部，坐则视其膝部。
如果是在卿大夫或国中的贤者左右陪坐，则要随时观察他们的体态反应，以便作出相应的举措。如果卿大夫或贤者不时打呵欠、伸懒腰，询问时间的早晚，这时要告诉他晚餐准备的情况，以便适时就餐。如果卿大夫或贤者在座位上不断变动姿势，表明已有倦意，这时可以请求告退。如果是在夜间陪坐，而卿大夫或贤者询问钟鼓漏刻的时数，或者用葱韭等辛菜作夜宵解困，表明他已经劳累，这时可以请求告退。
如果国君赐士一起用餐，国君要先作食前的祭祀。依礼，祭祀前应先由膳宰代国君尝食，如果膳宰不在，则要由士代为尝食，再遍尝各种菜肴、喝饮料，然后等候国君的命令。国君命令开始吃，再正式吃。如果有膳宰代尝饮食，则要等国君开始吃之后再吃。如果国君以酒爵赐给臣下，臣要离席，对国君再拜叩首，接过酒爵，然后登席献祭，将爵中的酒饮完，等国君也将爵中的酒饮完之后，再把酒爵交给赞礼者。退席后下堂，要跪着取鞋，然后到隐蔽之处把鞋穿好。国君要起身相送，要说：‘请别为我起身，否则，臣不敢告辞。‘如果国君下堂相送，则不敢回头告辞，径直出门。如果客人是大夫，则可以向国君告辞，大夫起身退席时国君起身；下阶时，国君也下阶；到门口时，国君送行。在这三处仪节，大夫都可以辞谢国君。
如果有退休的官员或者在职的卿大夫，因为仰慕某士的德行而往见，由于彼此的地位及年齿相差悬殊，士要推辞，表示不敢当。如果他们执意要见，就说：‘某人没有德行可以让您辱临敝舍，但真诚的辞谢又得不到你们允许，某人只有随即前往拜见。‘于是出门，率先拜而见之。
如果大夫不是奉国君之命出使，而是因私事出访，则称呼上要有所不同，摈者不得向对方称他为寡君的某人，而只能直称其名。如果是大夫卿士奉国君之命出使，则摈者可以向对方称他为‘寡君之老‘。凡是在国君面前的自称都要谦恭，士大夫都统称为‘下臣‘；退休的官员，如果居宅在国中就自称‘市井之臣‘，在野外的就自称‘草茅之臣‘；庶人则自称‘刺草之臣‘。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士大夫，则自称‘外臣‘。
面见国君时，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体现出内心的敬意和郑重。例如，手执币帛去见国君，要谨慎，不要飞快地行走，越是走近国君，容貌要越恭敬。执玉器去见国君时，步伐要缓而小，前脚拖着后脚走，脚跟不离地，以免不小心将玉器摔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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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乡饮酒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十二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最初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道光23年，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才被下令废止，前后沿袭约三千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宾兴贤能：在乡学举行的乡饮酒礼
据《周礼》记载，天子所居为都城，距离都城一百里之内称为郊。百里之郊分为六乡，乡之下依次划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单位。民户的具体数目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二十五家；四闾为族，一族百家；五族为党，一党五百家；五党为州，一州二千五百家；五州为乡，每乡一万二千五百家。各级行政区的长官分别为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诸侯国的行政区划与此相同，但只有三乡。
礼书所见的周代教育体系，乡有乡学，州有州学。乡学称为‘庠‘，州学称为‘序‘。乡学的教师称为‘乡先生‘，由‘致仕‘（相当于今天的退休）回乡的官员担任。致仕前为中大夫的称为‘父师‘，为士的称为‘少师‘。
乡学招收乡中弟子入学，三年学成，称为‘学士‘。每隔三年的正月，各乡都要‘**‘，就是选举学士中的贤能者荐献给天子或诸侯，以备国家任用，所以《周礼·乡大夫》说‘三年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为了表示尊隆，乡大夫先要以主人的身份在乡学庠（或序）中与贤能之士饮酒，意在倡导尊重人才的风气，此即乡饮酒礼。这种制度，《周礼·大司徒》称为‘宾兴‘，‘兴‘是‘兴举‘；‘宾兴‘是兴举贤能而宾礼之的意思。《仪礼·乡饮酒礼》记载的是由侯国的乡大夫主持的乡饮酒礼。《礼记》有《乡饮酒义》一篇，说解在乡学、州学举行的乡饮酒礼的礼义。
乡饮酒礼的主要仪节有：谋宾、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乐、宾返拜等。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孔子所说的‘乡‘，是指乡饮酒礼；‘易易‘，是‘易‘字的重复，是为了语句的顺畅而有意作的叠加，犹言‘平平‘；意思是说，看了乡饮酒礼，才知道实行王道是多么容易。一场饮酒的礼仪，何以会得到孔子如此高度的赞誉？儒家究竟赋予它一些怎样的礼义呢？
1、谋宾和迎宾
乡饮酒礼的主角是宾，因此，行礼之前最首要的仪节就是确定宾的人选。乡大夫与乡先生根据学成者德行才能的高下来确定宾的人选，称为‘谋宾‘：以德行才能最优的一位为宾（正宾），其次者一位为介（陪客），再次者三人为众宾之长。此外，主人还要从属吏中选定一位德行较优者担任‘僎‘（音zun），辅助自己行礼。
宾、介的人选一旦确定，主人要亲自到其家中通报，并致邀请之意。先邀请宾，宾谦辞后接受，主人行再拜之礼，以示为国求贤的郑重。接着邀请介，仪节也是如此。行礼之日，主人先后到宾、介的家中召请。于是，介和众宾先到宾的家门口，然后一起前往乡学。主人在乡学的门前迎接宾客。主人向宾行再拜之礼，宾答拜；又向介行一拜之礼，介答拜；又向众宾拱手行礼。然后，客人跟随主人入门。众宾入门后在门内等候，宾、介与主人前行。
上古时代庠的建筑格局与贵族的家居类似，门与堂都不是正对着的，所以，入门后要三次拐弯才能到达堂前的台阶。每次拐弯，宾主都要互相作揖谦让。主宾到达各自的台阶前，彼此要三次谦让，然后才登堂。
宾登堂后，主人要‘拜至‘，即拜谢宾的到来。主宾彼此行礼后入席。宾主在堂上的席位有严格的规定：宾在西北方，面朝南；主人在东南方，面朝西；介在西南方，面朝东；僎在东北方，面朝西。宾是乡饮酒礼中最主要的人物，必须面朝南而坐之外，其余三人都是相向而坐，《乡饮酒义》说：‘四面之坐，象四时也。‘
在今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主宾名分和座位的方位，儒家却赋予了很深的象征意义。《乡饮酒义》说，宾主象天地，介僎象阴阳，三宾象三光。至于宾主四人席位的安排，《乡饮酒义》解释说，天地之间的严凝之气，起始于西南方而极盛于西北方，是天地的尊严之气，即‘义‘气，主人为了表示对宾的尊敬，又鉴于宾以义与人交往，所以将宾的席位安排在此，以与天地的义气相对应。介是宾的陪客，所以安排他坐在西南方来辅助正宾。天地之间的温厚之气，发生于东北而极盛于东南，是天地的盛德之气，也是天地的‘仁‘气。主人以仁德宽厚接人待物，所以坐在东南方，以与天地的仁气相对应。僎是主人的副手，所以安排他坐在东北方来辅助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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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献宾
献宾是整个乡饮酒礼的重心，分为献、酢、酬三大节。主人向宾献酒称为‘献‘；宾回敬主人称为‘酢‘；主人先自饮，再劝宾一起饮，称为‘酬‘；三者合称为‘一献之礼‘。古代献酒，礼数最高为‘九献之礼‘，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提到：‘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国语·晋语四》晋公子重耳到楚，楚成王以国君之礼待之，‘以周礼享之，九献‘。乡饮酒礼是乡大夫向处士献酒，虽说是尊贤，但毕竟地位相差悬殊，所以只能用一献之礼。
献宾的每一个仪节都相当讲究、相当程式化。主人献酒之前，先要下堂洗爵。宾不敢独自在堂上安坐，那样有役使主人之嫌，所以随之下堂，此时主人要辞谢宾的下堂，称为‘辞降‘；宾谦辞作答。洗毕，主人上堂，然后再次下堂洗手，准备斟酒，此时，宾要辞谢主人，称为‘辞洗‘；主人作答后洗手。洗毕，主人拱手行礼，请宾先上堂，双方谦让一次后登阶。上堂后，宾要拜谢主人为自己洗爵，称为‘拜洗‘。主人斟满酒，高高举起，称为‘扬觯‘，然后献给宾，宾要先拜而后受爵，称为‘拜受‘。宾接爵后，主人要‘拜送‘，即拜送爵。彼此拜谢时，受拜者都要稍稍后退，以示谦避。宾按照当时的礼节，要先作食前的祭祀，再将爵中的酒饮尽，此时主人要‘拜既爵‘。
宾酢主人的仪节大致相同，只是主宾的行动发生了转换，因为是宾向主人回敬，所以下堂洗爵、洗手的人变成了宾，而不敢在堂上安坐的变成了主人。经过辞降、辞洗、拜洗、扬觯、拜受、拜送、拜既爵等仪节洗毕上堂，宾完成了回敬主人的礼节
主人酬宾的仪节与上面大略相似，但有省简。主人下堂洗觯，宾随之下堂，主人辞降，但宾不必辞洗。洗毕，宾主拱手谦让后登堂。主人斟酒，拜请宾饮酒。宾拜谢主人。于是，主人作食前祭，然后将觯中之酒饮毕，拜宾。宾答拜。主人再次下堂洗觯，然后斟酒，捧觯于宾，宾拜受，主人拜送。主宾的一拜之礼至此完成。
接着是主人与介为礼，分为两节：先由主人献介，然后介酢主人。主人与宾先下堂，以便让主人与介上堂行饮酒礼。主人拱手请介上堂，彼此揖让、登堂、相拜的仪节与迎宾时一样。主人下堂洗爵，介随之下堂，彼此辞谢的仪节与献宾时一样，只是双方升堂后，介不必拜洗。主人斟酒献给介，介谢受，主人拜送。介作食前祭祀的方式比宾简略，祭毕，将爵中的酒饮完，拜谢主人。主人答拜。主人献介的仪节至此完成。介酢主人的仪节，与宾酢主人时一样，此不赘述。
最后是主人与众宾行饮酒礼。主人向介拱手行礼后下堂，介随之下堂。主人走到大门内侧，向等候在此的众宾行三拜之礼，众宾都以一拜之礼作答。走到庭中后，主人向众宾拱手行礼后登堂，接着下堂洗爵、上堂斟酒，在西阶上献给众宾。三位众宾之长登堂拜受，主人拜送。食前祭祀之后，他们将酒饮毕，然后回到堂下。其它的众宾，接受主人的献酒不必拜谢就可以接爵，然后祭祀、饮酒。在所有来宾都行过饮酒礼之后，主人持空爵下堂，放入篚内，不再使用。
3、乐宾
乐宾是为宾客演奏乐曲，以示尊敬和慰劳，意在使宾欢愉。乐宾包括升歌、笙奏、间歌、合乐等四段。
升歌
四位乐工（鼓瑟者2人，歌者2人）升堂，在堂上歌唱《小雅》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用瑟伴奏，称为‘升歌‘。
《鹿鸣》篇有‘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的诗句，故用作迎宾之辞。《四牡》篇有‘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的诗句，故借以借用赞扬宾客的辛劳。《皇皇者华》篇有‘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询‘的诗句，用以表达希望请教宾客的心情。以上歌曲都是乡饮酒礼中的正式节目，故称‘正歌‘。歌毕，主人向乐工献酒。
笙奏
吹笙者入场，站在堂下的磬架之前，吹奏的乐曲是《诗经·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和《华黍》。奏毕，主人在西阶上向奏乐者献酒。吹笙者中的一位年长者走到最高的一级台阶拜谢主人，接过酒爵；主人拜送。长者下阶，在阶前坐下祭酒，站着饮酒，饮毕不必拜谢主人。其余的吹笙者则不必拜谢主人就可以受爵，在阶前坐下祭酒，站着饮酒，但不必祭脯醢。《南陔》、《白华》和《华黍》三篇早已亡佚，内容已无从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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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歌
堂上升歌与与堂下笙奏交替演奏乐歌：堂上鼓瑟唱《鱼丽》之歌，堂下则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鱼》之歌，堂下则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则笙奏《由仪》之曲。《鱼丽》愿诗赞美太平之年物产丰饶，此处暗含酒旨菜美、优礼于宾的意思。《南有嘉鱼》原诗说太平之年君子有美酒，乐与贤者分享，此处含有礼贤下士、与之燕乐的意思。《南山有台》原诗说太平之治以贤者为本，此处含有礼遇贤者为邦国之本的意思。《由庚》、《崇丘》、《由仪》三首诗，也早已已亡佚，内容已经不可得知。
合乐
升歌与笙奏同起，奏唱《诗经·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雀巢》、《采蘩》、《采苹》。歌罢，乐工报告乐正：正歌备！乐正再报告宾。正式的礼乐到此结束。
主人与宾拱手礼让后先登堂。宾向介长揖后接着登堂，介向众宾长揖后也随之登堂，最后，众宾依次登堂就席。赞礼者在庭中洗觯后上堂，代表主人向宾举觯；接着斟酒，拜宾，宾在席末答拜还礼。赞礼者祭祀，然后将觯中的酒饮完，拜宾，宾答拜。赞礼者下堂洗濯自己刚用过的觯，再上堂斟酒，宾拜谢准备受觯。赞礼者在宾席西坐下，把觯放在脯醢西边，表示不敢亲授于尊者。宾谦辞后接觯。举觯的赞礼者拜送宾，然后下堂。
主人向乐工献酒。乐工左瑟而避，乐工之长拜谢主人，不起身而受爵。主人在阼阶上拜送受爵者。有司为乐工进上干肉和肉酱。主人命人赞助乐工祭祀。乐工饮酒，饮毕不必拜谢，只要将酒爵授给主人。众工则不必拜谢主人就可受爵，祭酒之后方可饮。每人都备有干肉和肉酱，但不必祭祀。如果是向太师献酒，则主人先要为他洗爵。宾和介下堂时，主人要辞谢。工不必下堂辞谢。
4、旅酬
宾将告辞。主人命司正‘安宾‘，请宾安座。宾谦辞后同意。主人在阼阶上行再拜之礼，感谢宾的留坐，宾答拜还礼。于是，开始旅酬，旅酬是尊者酬于卑者，是自上而下的劝酒。旅酬的顺序是：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再依年齿长幼依次相酬。
司正盥手洗觯，宾取觯，到阼阶上酬主人。主人离席，宾向主人行拜礼，主人答拜。宾不必祭酒，可以站着饮酒，也不必拜主人，饮毕不必洗觯；然后斟酒授给主人。主人拜受觯，宾拜送。主人在西阶之上酬介，仪节与宾酬主人相同。酬毕，主人拱手行礼，回到自己的席位。
由于场内饮酒的人多而杂，为了防止有人在旅酬过程中放肆失礼，所以命令司正负责监礼。司正上堂，按年齿的长幼顺序招呼：‘某子前来接受酬酒。‘
被点名者立即离席上堂。司正退立于西序的端头，面朝东方而立，以便为上下的众宾让道。受到介酬酒的众宾从介的右侧走过，其余的接受酬酒者从介的左侧走过，他们的拜、起身、饮酒等仪节，都和宾酬主人时一样。酬酒遍及于堂下的每位众宾。最后一位接受酬酒的人，要拿着觯下堂，坐下将觯放入庭中的篚内。然后司正下堂，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5、无算爵、无算乐
乐宾之后，主宾饮酒不必再象献酒时那样有严格的爵数。主人与来客频频举爵，不计其数，尽兴而止，故称‘无算爵‘。同时乐工不断歌奏，尽欢而止，是为‘无算乐‘。
‘无算爵‘是从司正命二位小吏举觯向宾、介进酬酒开始的。二位先下堂洗手、洗觯，然后上堂斟酒，向宾、介行拜礼，宾、介答拜。二位小吏将觯中之酒饮完，向宾、介行拜礼，宾、介再次答拜。二位小吏下堂洗觯，再升堂斟酒；宾、介拜谢之。二位小吏分别将觯放在宾、介的席前，表示不敢亲授，宾、介辞谢后取觯。
主人请宾安坐。宾推辞说，有俎在堂，不敢坐下。因为俎是诸多肴馔中最为尊贵的礼器，有它在，就不敢进行后面的比较随便的仪节。于是，经主人同意后宾捧起俎，交给司正，司正捧俎下堂，宾、主人、众宾等也随之下堂。
接着，主人、宾、介、众宾按先前登堂的顺序，再次揖让、登堂，就席。有司进上菜肴。由宾、介起，用两觯交错进酬酒，不限次数，一醉方休。堂上堂下的音乐或间或合，歌奏不已，尽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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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告辞，出门时奏《陔》的乐曲，‘陔‘是‘戒‘的意思，以《陔》作为出门时的乐节，说明整个仪式没有失礼之处。主人送到门外，行再拜之礼。
次日，宾前往主人家，拜谢昨天的款待。主人迎见，拜谢宾屈尊光临。会见结束后，主人慰劳昨日仪式中担任司正等职务的属隶，仪式比较随便，宾和介都不再参加，以司正为宾，不设陪客，也不设俎，食品用家中现有的进就行。昨天无法邀请的亲友，今天都可以邀请，对于乡中已退休或在职的卿、大夫，只向他们通报一下，来不来随意。宴饮时，《周南》、《召南》中的六首乐章可以随意点奏。
二、在乡序齿：养老的乡饮酒礼
唐代学者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周代的乡饮酒礼并非只有三年**、宾兴贤能的一类，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饮酒礼，如州长在每年春、秋举行的射礼之前而举行的饮酒礼；又如党正在每年十二月大蜡祭时在党中举行的饮酒礼；它们虽然是州、党行政长官主持的饮酒礼，但州党同为乡的属地，所以也称为乡饮酒礼。
两类乡饮酒礼的仪节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上面提到的乡饮酒礼的宗旨是宾兴贤能，所以宾、介、众宾之长都是根据德行道艺选定的青年后学；后一类乡饮酒礼不然，其主旨是序正齿位，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所以宾、介、众宾之长都由老迈年高者担任，其余的老人为众宾。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堂上就座。正宾以下的老者，依次排在正宾的右侧（西侧）面朝南而坐，如果人数比较多，可以折而往南坐，面朝东。五十岁者只能在。六十岁以上的老者可以坐着饮酒，五十岁的只能堂下面朝北而立，听凭差遣，《礼记·乡饮酒义》说‘所以明尊长也‘，是为了昌明尊敬长者的风气。
中国自古有尊老、养老的传统。所谓‘养老‘，是用酒食招待老人的礼仪。年龄越大，身体越差，《王制》说：‘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人到五十岁就开始衰老；到六十岁，不吃肉食就觉得没吃饱；到七十岁，不穿丝帛就觉得不暖和；到八十岁，没有人伴睡就觉得不暖和；到九十岁，即使有人伴睡也不觉得暖和了。因此，《王制》说，必须在饮食上对老人有所优礼，五十岁的人可以吃细粮，六十岁的人严格有预备的肉食，七十岁的人每餐应该有两个好菜，八十岁的人应该常吃美食，九十岁的人饮食都在寝室，偶尔外出，侍从应该携带酒浆以应不时之需。
老人可以享受各种优待，《王制》说，七十岁的官员朝见国君后就可以告退，不必等到朝仪结束；八十岁的致仕官员，天子每月派人去存问；九十岁的致仕官员，天子要每天派人馈赠食品。人到了五十岁就可以不服力役，六十岁就可以不服兵役，七十岁就可以不参加应酬宾客的活动，八十岁连斋戒、丧礼都可以不参加。
除了家庭的照顾之外，老人必须得到国家的关心。《礼记·王制》记载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养老制度，四代养老礼的名称：‘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一代比一代复杂和完善。四代的养老机构是：‘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国学，也是国家款待退休的卿大夫的地方；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小学，是款待退休的士和年老的平民的场所。
通过对《王制》的了解，我们就不难明白乡饮酒礼序正齿位的礼仪了。乡饮酒礼中除了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的规定之外，还按照年龄的高低配设不等的豆数：六十岁者三豆，七十岁者四豆，八十岁者五豆，九十岁者六豆。豆内所盛，是奉养老人的食物。豆数不同，则所受到的奉养也不同，《乡饮酒义》说‘所以明养老也‘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在朝序爵，在乡序齿‘。朝廷中以官爵大小为序，而民间不然，是以年齿为序，少不越长。乡饮酒礼正是要提倡对尊老的风气。
《乡饮酒义》说：‘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意思是说，参加了乡饮酒礼，人们就会懂得尊长养老的道理，回去之后就会有孝悌的行动。人民在家里懂得孝悌，出外懂得尊长养老，就能形成良好的风教。有了良好的社会风教，国家就安定了。儒家倡导伦理思想，而伦理思想的基础是孝悌。儒家提倡孝悌，不是用空洞的说教，而是‘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
三、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
两类乡饮酒礼的仪节，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那么它究竟蕴涵了怎样的礼义呢？下面我们来回顾和分析主要仪节的内涵。
举行乡饮酒礼之日，主人只到宾和介家中迎接，而众宾则自行跟从宾来乡学；宾、介等到达庠门之外时，主人与他们行拜礼，对众宾只是拱手致意，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行道艺有高下之别，需要体现出其中‘贵贱之义‘。
主人与宾入门后，每逢拐弯处都要作揖，经过三次作揖来到各自的台阶前；又经过三次作揖谦让才上堂；上堂之后，彼此又有拜至、献酬等复杂的礼节。而主人与介饮酒的礼节就有所省略，主人与众宾饮酒的过程就更为简单。可见，对于德行道艺高者礼数要隆，对于德行道艺低者礼数要杀减，这是制礼者所要表明的‘隆杀之义‘。
乐宾时，堂上的乐工用瑟伴奏，演唱三首诗歌，唱毕，主人向他们献酒。接着，堂下的乐工吹奏三首诗歌，奏毕，主人向他们献酒；接着，堂上、堂下的乐工轮流交替，各演奏三首诗歌；最后，堂上、堂下合奏三套诗歌。正歌演奏结束，场上欢乐的气氛达到**。在旅酬开始前，先立司正监酒，以防止有人醉后失态，流于放肆，这就叫‘和乐而不流‘。
旅酬时，先是宾酬主人，然后是主人酬介，接着是介酬众宾，再往下则按照年龄的大小，依次而酬，一直到‘沃洗者‘，也就是协助宾主洗手洗爵的人，可见，乡饮酒礼能做到‘弟长而无遗‘，惠及于在场的每一个人。
旅酬之后，虽说是‘无算爵‘，但君子懂得‘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的道理，早晨不会影响上朝，晚上不会影响夜间要处理的事务。所以，宾告辞出门，主人拜送，依然礼节秩然。可见，乡饮酒礼能做到‘安燕而不乱‘。
所以，《乡饮酒义》说：‘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整个乡饮酒礼，宾客的尊卑分明；礼数的高低有别；一乡之人快乐而不放肆；无论长幼都得到惠泽，没有人被遗忘；安乐而有秩序。做到这五条，就足以正身安国。能做到正身安国，天下也就安定了。
此外，乡饮酒礼还处处体现出君子之交的原则。例如，宾主入门后，彼此三揖、三让才登堂，这是君子交往时‘尊让‘的原则。主人献酒用的爵，尽管事先已经洗过，但在献酒前还要再次下堂洗涤；斟酒之前又要专门下堂洗手，这是君子相交时‘洁净‘的原则。献酒时，宾主之间又有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等的仪节，这是君子相交时‘恭敬‘的原则。《乡饮酒义》说：‘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彼此懂得尊让，就不会争斗；懂得用洁和敬的态度与人相交，就不会怠慢他人。不与人争斗，不怠慢他人，就能远离斗辨，与暴乱无缘。
乡饮酒礼名为饮酒，其实旨在教化，这往往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地方表现出来。例如，宾在食前祭祀之后尝酒，一定要移到坐席的末端，而不敢在坐席的正中进行，因为坐席的正中之位是为行礼而设的，而不是为饮食而设的。因此，在席末啐酒，含有‘贵礼而贱财‘的意思。宾的移席有示范的意义，意在使‘民作敬让而不争‘。
《乡饮酒义》还说，宾主以仁义相接，堂上的俎豆有一定之数，就是‘圣‘。以圣为基础，持之以敬，就是‘礼‘。用礼来体现长幼之道，就是‘德‘。所谓德，就是得于自身。研究德行道艺，就是要使自己在身心上有所得，所以，圣人努力践行这种隐含仁义道德的宾主之礼。
儒家的教化之道，主要在于尊贤和养老。尊贤是治国之本，养老是安邦之本，而乡饮酒礼兼有尊贤和养老两义，孔子如此重视它，不正是在情理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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