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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死村(1 / 1)

十八

移交阵地的那天,敌人没有进攻,一天无战事。下午,在向兄弟部队领导详细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攻防战术、守备情况、长短之处和我们的应对战法、经验教训、以及意见建议之后,我们把阵地和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交给了兄弟部队。天擦黑了,我带着这一队伤兵,相互搀扶着,支撑着,踏上了向于都县归建的回程。

一路走,都是凄凉的暮景,凄凉的心境。来的时候500多人,回去的时候只有100多人。来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回去的时候灰头土脸,身心俱疲。来的时候一个个活蹦乱跳;回去的时候一瘸一拐,身上缠满了染血的绷带。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都是闷着头,默默地随着队伍走。天很快就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漆黑一团。我们急于找到民居,以便能够尽快休息。可是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不见村落。终于,远处看到了一片憧憧的黑影。这一定是村落了。我们加快了行走的步子。走近村子了,怎么没有一点儿亮光?连一声狗叫都没有?

我们进了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们拍着门,喊着:“老乡,老乡。”没有一点儿回应。进屋一看,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什么家什都没有。一个大村子,居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活物,连一只碗一双筷子都找不到,干干净净。我们怀着一肚子的狐疑,在村子里过了一夜。

天亮了,我们上路了。这才发现,怎么这里的田地全都长满了杂草,四野荒芜,毫无生气?金秋时节,本是收获的季节,这里却是荒凉的世界。走了一天,一路上就没有见到一个人影,连死人都没有。这人都到哪里去了?进一个村子,空空荡荡;再进一个村子,仍是空空荡荡。所有的村子都是只有房子没有人烟的死村。我们剩下不多的粮食都留给了兄弟部队,以为路上可以向当地民众筹集,谁料想竟是这样的情况。饿了一天了,谁都走不动了。大家慢慢地挪动着无力的脚步。天黑了,终于又进了一个死村。

我走进一户人家,这家与其他人家不一样,屋门是虚掩的。我没想太多,就想着早点睡觉。我推开门,卸下门板,平放在堂屋,马上躺了下来,闭上了眼。迷糊中,突然听到里屋发出“索索”的响声,以为是老鼠,没有在意。可过了一会儿,“索索”之声从里屋出来了。我睁眼一看,一个黑黑的身影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惊得从地上一跃而起,大声问:“谁?”手枪同时对准了黑影。

“哦,是我。”黑影略有慌乱,急急回道。

我定眼一看,眼前站着的是一位老者。我问:“你是谁?”

老者答:“我是这家的主人。”

“哦,是房东啊。”我松了口气,把枪收了。

“你们是红军吧?”老者问。

我赶紧回答:“是的,我们是红军。”

老者说:“哦,我猜也是红军。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们在驿前打了一仗,刚刚从阵地上撤下来。”

老者点上油灯,关切地问:“吃饭了没有?我给你们做点饭吃?”

我虽然肚子饿,可这么晚了,怎么好意思让老人给我们做饭。于是撒了个谎:“我们吃过了,您不要忙了。”

老人“哦,哦”的点着头。

终于见到人了,我憋了一天的疑问就蹦出来了:“老人家,您先坐下。我有个不明白的事情想问问您。怎么我们走了一天都不见一个人影呢?每个村子都是空的,连个猫狗都没有。”

老人坐了下来,叹口气,说:“人都跑了。”

“都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国民党哪里去了。”

我大吃一惊:“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怎么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

老者缓缓说道:“这事情啊,唉,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分田分地闹的。”

“分田分地闹的?”我糊涂了:“分田分地,这不是为了农民好吗?怎么还会把人都闹跑了?”

“分田分地是为着农民好,可是你不能够没完没了的分啊。分完了地主的分富农的;分完了富农的分中农的;分完老中农的分新中农的。分到最后,谁都不敢过的比别人好,有口饭吃的都保不住自己的那点儿地了。查田运动,翻饼似的,今年是自己的地,到了明年就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了。今年是还中农,明年就可能是地主了。谁还有心去种庄稼呀?庄稼没人愿种,征粮队还是照样来,挨家挨户地征粮,谁家还有余粮啊?日子已经过得很难了,还要扩红。村子里的男人,从13、4岁的孩子,到4、50岁的男人,都要动员去当红军。不去,就是落后,就是破坏扩红。村里的男人都走了,家里的活计该怎么办?怎么活?国民党打来了,人就都跑了,跑到白区去了。”

我看看老人,问:“大家都跑了,您怎么不跑啊?”

老人摇摇头,说:“大家都跑了,我也不能跑。我的儿子是红军的大干部,谁都知道。我能跑吗?”

我明白了,我们不仅是在军事和肃反上出了问题,在苏区建设上也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败局恐怕是难以避免了。

第二天,老人把他所有的存粮都给我们了。我们吃了一顿饱饭,上路了。

走出一段路后,情况渐渐的好起来了。有人了,也有吃的了。我们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几天之后,我们走进了于都县城。师长听说我们到了,老远的就跑出来,把我们接到了师部,又派人急请红军医院的医生,给我们换药敷药;让伙房给我们做饭;让后勤给我们腾房子。师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了他住的屋子,对我说:“你们营完成了军团领导交给的任务,阻滞了敌人,为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啊。

“战略转移?”我猛听这一词,大吃一惊:“转移到哪里?”

“哦,刚刚得到的消息,中央和红军主力要全部转移出去。具体转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据说是要到外线作战,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师长沉重地说道。

我的天啊,我们打了十几天的仗,就是为了要离开苏区啊!这沮丧。我问:“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大概快了吧,现在正在做人员调整呢。有的人要走,有的人要留下;有的先走,有的后走。谁走谁留,还说不准呢。”

得了,谁走谁留也不是我操心的事,我还是先解决我的问题吧。我说:“师长,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要向您详细汇报我们的作战情况。”

师长说:“不用了。你能回来就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人能回来。”

不汇报?这不行。我对师长说:“师长,我在战场上几次抗命,人家要送我上军事法庭。我不跟您讲讲怎么行?”

“什么军事法庭?哪里还有什么军事法庭?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搬家,乱糟糟的,谁管你的事啊。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准备跟随大部队战略转移。记住,能走的都要跟着走,别拉下了。你们营剩下的这些人,都是经过了大战苦战硬战的英雄,一个能顶十个用,每一个人都是宝贝,是我们部队以后发展和战斗的骨干力量,一个都不能丢了。听到了吗?行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你回去吧,我让伙房给你们炖了一大锅肉,给你们补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有事我再找你。”

看来对于我的战场抗命已没人追究了。可我的心并未因此而轻松。战略转移,这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要全部丢失,根据地的老百姓要交给敌人去处置,我们没有家了。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打出这么个结果。作为军人,真是让人想不通,为什么就不能按照前4次反围剿的办法去作战?为什么要死死的抱住阵地战不放,和敌人拼消耗?为什么要让李德这个不会打仗的外国人来指挥部队?原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因得罪了李德,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在欢迎他上任的营以上干部会上,他居然敢当众“诋毁”军委领导,说:我们红军现在打的是“挡仗”,用我们的身躯去挡敌人;而敌人打的是“滚仗”,用石碾子来滚我们,焉有不败之理。刘参谋长的话道出了我们不得不长征的原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不过他的这番话要放在两年前去讲,也就离死不远了,博古他们相对来讲还是宽容的。一军团军团长**曾以各种方式向中央军委直陈己见,反对教条主义的指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更是当面痛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无耻下流”。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李德他们已不像刚来时的那样不可一世了,毕竟是一败再败的“败帅”,没了底气,捱骂也就捱了。

连打败仗,根据地无法维持,眼看着就要丢失了,部队情绪低落。

到了十月,各军团的部队开始集中了,大部队就要出发了,我开始惦念着云妹了。此后,夜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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