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是一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长篇叙事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时年三十五岁，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一天，他与在当地结识的秀才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五十多年前的天宝往事。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及相关遗闻传说，让三人不胜感慨。他们惟恐这一希代之事，与时消没，不闻于世，王质夫遂提议，由擅长抒情的白居易为之作歌，由陈鸿为之写传奇《长恨歌传》。于是，诗、传一体，相得益彰。白居易由此被呼为“《长恨歌》主”。
句解：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汉皇爱好美色，想得到绝代佳人，做皇帝统治天下多年，却一直找不到最理想的美人。开篇两句看似寻常，含量却极大。作为一国之君，不“重德思贤才”，却“重色思倾国”，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只七个字，就揭示了故事的悲剧根源，确定了全诗情节发展方向。“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为之倾倒的美色。《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李夫人时，曾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在这里，后人读出了它的另一重意义：“思倾国，果倾国矣！”
“汉皇”，指汉武帝刘彻。唐人文学创作常以汉称唐，这里借指唐玄宗李隆基。本诗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开头一句以汉代唐，其它地名人名大都是实的。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家有个女儿，刚刚出落成人，娇养在深闺里，无人有幸相识。“杨家”，指蜀州司户杨玄琰家。杨家有女，小名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自幼由叔父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三年（735），杨玉环十七岁，被册封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之妃。二十二岁时，玄宗欲纳为妃，慑于公媳名分，将其度为女道士，住太真宫，道号太真。二十七岁，玄宗册封她为贵妃。
白居易将杨玉环写成以“处子”入后宫，有人以为这是“为尊者讳”。其实不然。白居易并非单纯地批判李、杨的爱情，他是要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纯洁真挚的基础上，从而体会那一份由爱情毁灭爱情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天然生成的美丽姿色，毕竟不能自甘埋没；时机到来的那一天，她果然被选到君王身边。此正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之意。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她回眸一笑，就生出百般妩媚、千般娇羞；相形之下，六宫中的美人全都黯然失色。这里，“一”和“百”形成映衬，又和“六宫”形成对比。只“一笑”，就能生“百媚”，见出杨妃的绝顶美艳与万种风情。从“一”到“百”，再到“六宫”，数位的递升，展示了杨妃魅力的不可抗拒，为后文写她受到独宠作了铺垫。“粉黛”，本为女性化妆用品，这里代指六宫中的女性。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寒冷的初春，皇帝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美玉似的肌肤。“滑”，是华清宫水的特征，也是杨妃肌肤的特征，同时形象地呈现出晶莹水珠与光洁皮肤互映的情状。“凝脂”，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它传达给人的感觉，一是白净细嫩，二是光滑滋润，三是清凉可人。杨妃“丰肉微骨”，“肌理细腻”，赐浴华清之时正值年轻，故以“凝脂”形容十分恰当。“华清池”，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南的骊山下。唐贞观十八年（644）建汤泉宫，咸亨二年（671）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扩建后改名华清宫。玄宗每年冬季和春初都要到此游乐。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侍奉的宫女将贵妃扶起，她显得娇滴滴的，身软无力；这正是她刚刚得到皇帝宠爱的时候。“恩泽”有两意：一指皇帝宠幸，二指云雨欢会。写云雨欢会，不带色情，而以含蓄丽辞状之，是高明处。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她有云一般的鬓发，花一样的容貌，头上装饰着轻轻摆动的金步摇。在温暖的芙蓉帐里，她和皇帝欢度春宵。“云鬓”，形容女子鬓发轻盈飘逸。“金步摇”，古代贵族妇女的一种首饰。以金做成“山题”（山形的底座），用金银丝屈曲制成花枝形状，上面有金、银、翡翠做的花、鸟、兽等装饰，缀以珠玉，插在头上，随步而摇曳生姿，故曰“步摇”。“芙蓉帐”，绣着莲花的华贵帐子。“芙蓉”即荷花。参以下文“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脸似芙蓉胸似玉”、《感镜》“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简简吟》“色似芙蓉声似玉”等诗，则知此处不单单写帐，而有以帐上“芙蓉”与帐里“芙蓉”相比映之意。“暖”，非仅指“芙蓉帐暖”，也有暗喻李、杨爱欢爱缠绵之意。“度春宵”之“春”，一方面照应了前文中的“春寒”句，另一方面极言良宵之可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春宵是那样的美好，只是苦于太短，干脆睡到太阳老高。从此以后，君王再也不上早朝听政了。“春宵”承上，属修辞上之顶真格，同时又开启下文。“春宵”之可贵，正在其短，而李、杨鱼水和谐，爱意正浓，尤觉“春宵”之短。这两句不但写李、杨欢情浓烈，亦含有贪爱怠政之意。因为圣明君主亲躬政事，日夜操劳犹恐有失，决不会贪睡而“不早朝”。而沉溺于个人情欲之中的君主，无论其情欲是否合理，都终非“圣明天子事”。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她享受着君王的恩宠，侍奉君王欢宴，没有一丝空闲。春日之时，随从君王游赏，夜晚之时，陪伴君王共枕。“承欢侍宴”，据《新唐书?杨贵妃传》：“……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夜专夜”指夜夜由杨妃一人独占侍寝之机。这两句和上面其他几句一起，概括李、杨缠绵情状，将浓烈欢情与荒废朝政融在一起。今日之沉缅美色，正是他日“长恨”的内因。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后宫中的美女有三千多人，但三千人的宠爱都集于她一身。一句之中，用大小迥异的两个数字，形成对立之势，给诗句增添了表现力。前面“回眸”一联，采用的是递升的夸张，此处用的则是递减，充分写出杨妃得宠之专、受宠之深。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她在华美的房屋中梳好晚妆，更显娇艳，准备着侍奉君王过夜；玉楼欢宴完毕，醉意中更洋溢着春情。《长恨歌》前半部分用了许多“春”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李、杨一系列的活动只发生在春天，诗人只是利用了“春”这一原型意象而已。春天是万物萌动的季节，是人的情欲勃发的季节。细细品味《长恨歌》前半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有“春”这一背景作衬托，李、杨的爱情就更加热烈，更显浪漫。“金屋”，指专为女性所修之华美房室。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年幼时曾说，如果能娶表妹阿娇作妻子，就给她造一座金房子住。这里是指杨贵妃的住所。“玉楼”，华贵的楼阁，《十洲记》：“昆仑有玉楼十二。”此指华贵的宫室。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凭借贵妃，杨氏一门兄弟姐妹个个拜爵封官，领了封地。真是令人羡慕呀，一家门户尽生光彩。天宝四载，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后，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叔杨玄珪擢升光禄卿；宗兄杨铦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杨钊为右丞相，赐名国忠；母封凉国夫人；大姐、三姐、八姐封为韩、虢、秦三国夫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门，出入宫廷，执掌朝政，势焰熏天。“列土”，即裂土，封有爵位和食邑（分封土地）。“可怜”，可爱，值得羡慕。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于是，使得天下的父母们都改变了心愿，不重视生男孩只想生个千金。杨妃的得宠，居然改变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白居易如此写，目的很明确，仍是为了显示李隆基对杨妃的宠爱之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陈鸿《长恨歌传》通行本云，当时民谣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楣”，门户上的横木，古时显贵之家门户高大，因以门楣称门第。此句指杨家因生女而一门显赫。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骊山的华清宫，高高地耸入云霄；美妙动听的音乐，随风飘荡，处处都能听到。此处是写音乐，更是写李隆基与杨贵妃。因为他们都懂音乐、爱音乐，音乐的美妙与持续隐寓着李、杨爱情的浓烈与缠绵。而在这快活似神仙的背后，君王已忘了“人间”。“骊宫”，骊山上的宫殿，即华清宫。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配合着管弦之乐，她轻歌曼舞。皇帝如醉如痴，整日整夜，看个不够。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歌舞丝竹在缓慢舒长的节拍下，渐趋于平稳，李杨长相厮守的爱情生活，也要就此在尘世间告终。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突然间，渔阳叛乱的战鼓惊天动地而来，惊断了宫中演奏的《霓裳羽衣曲》。至此，全诗的节奏和笔调，顿时由缠绵婉转，变为劲健快捷。“渔阳鼙鼓”句，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乱。“渔阳”，郡名，辖今北京平谷区和河北蓟县等地，当时属于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鼙鼓”，古代骑兵用的小鼓，这里泛指战场上的鼓声。“破”，古乐舞曲中有“入破”，这里指破坏。“霓裳羽衣曲”，唐代大型舞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经唐玄宗润色并作歌辞。乐曲着意表现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天宝后曲调失传。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京城里到处升起了烟尘，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护卫着皇帝逃往西南。“九重城阙”，九重门的京城，此指长安。“烟尘生”，指发生战事。“西南行”，指逃亡四川。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破潼关，逼近长安。玄宗带领杨贵妃等，凌晨自延秋门出，随从仅宰相杨国忠、韦见素、陈玄礼、内侍高力士及太子等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大都从之不及。可知这次逃亡极为仓促。“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情况本来十分狼狈，可是写到诗里，就和历史不一样了。诗中用“千乘万骑”，有“为尊者讳”之意。《傅雷家书》评价说：“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概。”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皇帝的仪仗车驾飘飘摇摇，行进中走走停停。从京城西门逃出，两天才走了不过一百余里，来到马嵬坡。安史叛军眼看就要杀来，逃难入蜀的队伍应该是没命地奔跑，为何行进如此迟缓呢？这是因为“千乘万骑”本不想追随李、杨落荒而逃。这两句反映出军心不稳、人心涣散，含蓄地烘托出兵变即将发生时的气氛，预示着悲剧的高潮即将出现。“翠华”仪仗队上树立的华盖，以翠鸟之羽毛为饰，故名。“百余里”，指马嵬距长安一百多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护驾的六军不肯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凄楚缠绵之中，绝代美人杨贵妃就这样被凄惨地勒死于马前。“六军”，周代制度，天子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后泛称皇帝的警卫部队。“宛转”，犹展转，形容美人临死前哀怨凄楚缠绵的样子。“蛾眉”，本指美女的眉毛，后借指美女，此处指杨贵妃。《资治通鉴》载，到马嵬驿后，将士饥疲，多已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起，要杀掉他。正巧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了杨国忠，诉说饥饿无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复，军士就大呼：“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在逃跑中，杨国忠被军士杀死。唐玄宗听到喧哗之声，出门察看情由，并慰劳军士，命令军士收队，但军士不肯响应。唐玄宗派高力士问是怎么回事，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说：“贵妃深居，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回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只好命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杀。“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酒色，祸国殃民。诗句以替罪羊之死，委婉含蓄地抨击了唐玄宗。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头上的花钿一件一件掉落地上，无人拾取；其中有珍贵的翠翅、金雀，还有玉搔头。“花钿”，用金翠珠宝等制成的花朵形首饰。“翠翘”，一种镀成翠色的、像鸟儿翘着长尾样的头饰。“金雀”，指雀形的金钗。“玉搔头”，指用玉制成的簪子。这些都是“花钿”的具体种类。诗人一一细数，写香消玉殒之凄情惨状，宛然如在目前。上文的“云鬓”句，虽然也是罗列静态性名词，但尾字“摇”却多少使句子具有了一点动感，这动感与李杨热烈的爱恋是映衬着的。而“翠翘”句同样罗列静态性名词，全句无半分活力，这正与杨妃之惨死相宜，与“无人收”相呼应。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一代君王，面对此状，只能掩面痛哭，却无法挽救；回头眷顾，禁不住血泪交流。“救不得”，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是无助与无奈。既曰“掩面”，又曰“回看”，岂不矛盾？其实，“掩面”是不忍见其死，“回看”是不忍无情地离去。这里，一“血”一“泪”，一死一生，衬托出凄惨、痛苦、万般无奈的情状。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秋风瑟瑟，卷起漫天黄尘，君臣们历尽艰辛，通过盘旋曲折、高入云宵的栈道，才抵达剑阁。“剑阁”，又称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是由秦入蜀的要道。此地群山如剑，峭壁中断处，两山对峙如门。诸葛亮为蜀相时，命人凿石驾凌空栈道以通行。据历史记载，玄宗幸蜀并不经过剑门关。白居易如此虚构，意在借助剑门关的险峻，渲染一种艰辛的氛围。另外，入蜀之初在六月，七月即达成都，一路上的真实景况也不会“黄埃散漫风萧索”。秋天乃万物凋零、生机消歇的季节，是生命悲剧的季节。从春天到秋天，李、杨爱情也走向悲剧。白居易虚构路途的险峻、时景的萧瑟，无非要与当时动荡的时局，与玄宗衰飒的心境相配合。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峨嵋山下行人稀少，太阳暗淡无光，旌旗也失去色泽。“峨嵋山”，今四川峨眉山。明皇逃蜀，并未经过，这里也是泛用典故。“无光”与“薄”互文，渲染气氛，以衬托人物的心境。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蜀江一片碧绿，蜀山一派青葱，日日夜夜触动着君王的相思之情。上句写连绵不断的碧水青山，下句写李隆基的内心世界。以美丽的自然景色，反衬回肠荡气的相思之情。“朝朝暮暮”，用循环往复的动态变迁，衬托李隆基内心的孤寂与苦闷。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行宫里望月亮，是一片伤心之色；空山夜雨里，听铃铛声响，是令人断肠的哀音。这两句诗不直说唐明皇伤心断肠，而以悲凉之景，烘托人物的痛苦悲情，曲尽其妙。“行宫”，皇帝外出时临时居住的宫室。“夜雨闻铃”，栈道险要处，要拉铁索方能通过，上系铃铛，以便行人闻声前后照应。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遇）霖雨（连阴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明皇）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战乱平定后，时局好转，君王起驾回京，路经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坡，徘徊留恋，不忍离去。“天旋日转”，暗指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军收复长安，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去时同车共载，返时人如黄鹤，再经马嵬，怎感伤情！“龙驭”，皇帝的车驾。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马嵬坡下，杨妃葬身之处，空有荒凉的泥土，再也见不到她美丽的容颜。据史载，唐玄宗由蜀返回长安，途经马嵬坡葬杨妃处，曾派人置棺改葬。挖开土冢，尸已腐烂，惟存所佩香囊。一个“空”字，蕴含着唐玄宗悲哀、痛苦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之情。“马嵬坡”，在今陕西省兴平市西，即“西出都门百余里”所指之地。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君看着臣，臣望着君，伤心的眼泪，打湿了衣裳。向东远望长安城，放松马绳，任它前行。马嵬坡距长安百余里，东望是望不到的，此处只是说长安从心理上感觉已近。即将回到失而复得的京城，本该快马加鞭，然而玄宗怅然若失，意趣全无，只因美人已去，其他一切似已无足轻重，正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都门”，都城之门，这里代指长安。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回到宫中，水池庭苑依然如故；太液池的荷花、未央宫的杨柳，还是那样娇媚动人。那荷花就像贵妃美丽的面容，柳叶就似她的双眉，面对此景，叫人如何不伤心落泪？“太液”、“未央”，是对“池苑”的具体申说。“太液”，即太液池，在大明宫内。“未央”，汉有未央宫。这里借指唐长安皇宫。
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熬过了春风拂面、桃李盛开的夜晚，却难度秋风秋雨吹打梧桐落叶的时日。上句呼应前文“春从春游夜专夜”等句，暗示李、杨昔日形影相随缠绵甜蜜的爱情；下句开启下文“西宫南内多秋草”等句，点出李隆基目前形影相吊思恋欲绝的处境。诗人以时光和景物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把秋天与春天进行近距离地观照、对比，使李、杨前后境遇的大起大落，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给读者以更强烈的心灵震撼。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西宫、南内到处都是枯黄的秋草；台阶上落满了红叶，无人清扫。这两句用凄凉的气氛、环境，烘托出李隆基居处的荒凉冷落和后期生活的痛苦孤独、百无聊赖。其中所突出的衰草这一意象，和人物的心情是对应的，同时暗示了被隔离的处境。“西宫南内”，皇帝居住的皇宫叫“大内”，亦简称“内”。唐代以太极宫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兴庆宫为南内。唐玄宗回京后，先住在南内。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挑拨玄宗和肃宗的父子关系，把玄宗迁到西内的甘露殿，实际是幽禁。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当年的梨园弟子新添了根根白发，椒房的宫女太监们一个个容颜衰老。“梨园弟子”、“椒房阿监”，都是承平时李、杨生活的见证人，而今都垂垂老矣。时间的流逝、人事的流转、今昔变迁之慨，已意在言外。“梨园”，唐玄宗时宫中教习音乐的机构。开元二年，选坐部伎子弟三百，唐玄宗亲自教法曲，号为“皇帝弟子”；因院所靠近禁苑的梨园，故又称“梨园弟子”。“椒房”，后妃居住之所，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兼辟除恶气，使有香气。后亦以“椒房”为后妃的代称。“阿监”，宫内近侍之女官或太监。“青娥”，年轻的宫女。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夜晚的宫殿中流萤乱飞，玄宗愁闷无语，悄然相思。一盏孤灯相伴，灯草挑尽，仍然辗转难眠。“夕”为时间意象，黄昏之时，最易引发人的思念与哀愁。“殿”为空间意象，其空旷又易引发人的孤独之感。“萤”指萤火虫，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所化，所聚之处多为荒芜冷落之地。萤火虫的微弱光亮与无边的暮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本已空旷的大殿更觉昏暗。就在这一片昏暗中，惟有两种光，一是孤灯，一是萤火虫，更加烘托出凄凉的景象。“孤灯”，除了表示数量意义之外，还带有一层情感色彩，实指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玄宗。古时用灯草点油灯，过一会儿就要把灯草挑一下，让它继续燃烧。“挑尽”，是说夜已深了，灯草即将挑尽，它表示一种结果，也暗示一个过程，即一直挑至终了。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总觉得长夜漫漫，钟鼓迟迟不响，眼看着夜色一点点退去，天空渐渐露出曙光。上句照应上文“夕殿”句，下句照应“孤灯”句。一早一晚，暗示玄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杨妃。“钟鼓”，报时的工具，所谓晨钟暮鼓是也。“迟迟”，是说时间迟缓，拖得很长，这是不眠人的自我感觉。“初长夜”，意为漫漫长夜刚刚开始。“耿耿”，明亮之意。“星河”，银河。银河在即将天亮时愈显明亮，这是不眠人所见。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寒冷的鸳鸯瓦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冰凉的翡翠绣被，与谁共用？这两句是形容玄宗失去贵妃后的孤独、凄楚与悲伤。“鸳鸯瓦”，屋顶上的瓦一俯一仰，相合构成一对，如鸳鸯双栖，故名。“翡翠衾”，布面绣着翡翠鸟的被子。鸟儿雌雄双飞，是爱情的象征。白居易在作品后半部分往往明里暗里把李、杨境遇前后进行对比。李、杨相亲相爱之时，“芙蓉帐暖度春宵”；爱情失落之后，“翡翠衾寒谁与共”。一“暖”一“寒”，是自然界变迁所致，更是人事变迁的结果。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生离死别已经过了一年，杨妃的亡魂始终未曾进入梦中。思念到极处，在梦中相见也可聊以慰藉，然而这样的期待依然落空。此时的痛苦真是到了无以复加、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两句语调酸楚动人，有浓重的抒情气氛，为下文作好了铺垫。“经年”，唐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离长安奔蜀，次年十二月回长安，历经一年半。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有一位临邛的道士客居长安，能用至诚招回死者的魂魄。“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把道士说成是临邛的，除四川为道教发祥地外，可能还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隐喻李杨故事。“鸿都”，东汉都城洛阳的宫门名，这里借指长安。这两句与上面两句联系紧密。前言生人不得见，期之以梦，而梦中相逢的希冀也属镜中之花，事情至此依稀“山穷水复疑无路”，但接下来却“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为太上皇苦苦思念贵妃、辗转不眠之情而感动，于是命道士想方设法努力去寻找贵妃灵魂。“为感”、“遂教”之前省略了主语，至于是谁，不必细究。“展转思”总结上文“黄埃”以下三十二句所写李隆基思恋杨妃之状。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道士腾云驾雾，疾驰如闪电，几乎一切地方都寻找个遍。结果，上登九天，下入黄泉，两下里渺茫迷离，全都找不见。这里是具体描写“殷勤觅”的情状。“下”之后承上省一“穷”字。“碧落”，道家所称东方第一层天，为碧霞满空状。这里泛指天上。“黄泉”，人死后埋葬的地穴，借指阴间。“两处”与“皆”、“茫茫”与“不见”相互作用，加强了否定与绝望的语气。为表现道士行动的积极紧张，诗人在前二句紧锣密鼓地运用了动词“排”、“驭”、“奔”和“升”、“入”、“求”。句式于整齐中求变化，显得张弛有节、缓急有序。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忽然听说东海之上有座仙山，坐落在虚无缥缈的云海间。玲珑的楼阁上，萦绕着五色祥瑞之云，楼里面住着风姿绰约的天仙。在寻觅希望即将破灭之际，接以“忽闻”，使文章叙述陡起波澜。而由“忽闻”转入肯定性叙述，点逗出“仙山”后，复接以“虚无飘渺”之词再作跌宕，然后正式推出具体实在的“玲珑”、“楼阁”和“仙子”，使得诗意曲折有致，并伴随着终有所得的惊喜。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其中有一位仙女名叫太真，她雪一样的肌肤，花一样的容貌，看起来很像要寻找的贵妃。诗人写杨妃的出现，故意不下肯定语，而模糊言之。“太真”，杨玉环为道士时的道号。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轻轻叩响金色楼阁中西厢房的玉门，请求仙女小玉、双成速去报知。“金阙”，黄金装饰的宫殿门楼。“玉扃”，玉石做的门环。“小玉”，吴王夫差女。“双成”，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这里都是借指杨贵妃在仙山的侍女。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听说汉家天子派来了使者，九华帐里的她从梦中猛然惊醒。“惊”，既指杨妃由梦而醒，也意味着方士的到来事出意外。“汉家”，代指唐朝。“九华帐”，绣饰华美的帐子。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披起衣服，推开枕头，走出床帷，激动得来回走动不停，一路上把珠帘银屏层层打开。上句七字之中竟有四个动词，层次感很强地展示出杨妃接连不断的行动，透露出她在仙界朝思暮想的殷切期待和由于消息突然传来而表现出的惊喜，以及由惊喜带来的不知所措，描写逼真而传神。“珠箔”，珠帘。“银屏”，饰银的屏风。“迤逦”，接连不断。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她发髻半偏，刚刚睡醒，等不及梳洗打扮，甚至顾不上扶正花冠，便急急忙忙走下堂来。“新睡觉”呼应上文“九华帐里梦魂惊”。“下堂来”呼应上文“珠箔银屏迤逦开”。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杨贵妃站在仙山之上，清风吹来，衣袖随之轻轻飘起，就好像当年曾为君王表演《霓裳羽衣舞》时一样妩媚动人。诗人借助想象，让杨贵妃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她风采依旧，但已是亡魂，恒在的美丽，掩饰不住人世变迁的哀伤。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杨贵妃身居仙山蓬莱宫中，天长日久，生涯寂寞；听到玄宗派遣使节到来，她如玉的容颜流满了晶莹的清泪，就好像一枝梨花带着点点春雨。“玉容”应以“梨花”，均有白皙之意。由于梨花色白且经不住晚春风雨，诗人往往用它象征不幸而哀伤的女性。“泪阑干”应以“春带雨”，写杨妃珠泪潸然之貌。一句直接描绘，一句间接描绘，同一意象获得了叠加的效果，二者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形象。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她含情凝目，再三请道士转谢君王，诉说着与玄宗一别以后音容渺茫的惆怅。“两渺茫”，指李、杨两地悬隔，空有相思而不得相见。“两”与“一”相互映衬，分别加强“别”和“渺茫”的效果。“一别”句以下数句，把叙述者（白居易）的叙述与故事中人物（贵妃）的叙述结合在一起，用双声更好地唤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昭阳殿里的恩恩爱爱已经断绝，贵妃只能在蓬莱宫中苦度漫长的时光。上句对过去的爱情做了个总结，“绝”字凝重而断然；下句则一笔写入无限的未来，“长”字悠远而凄然。爱情属于短暂的过去，未来属于无尽的孤寂。“昭阳殿”，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寝宫，此借指杨贵妃住过的宫殿。“蓬莱”，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这里指贵妃在仙山的居所。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回头下望人世间，只能望见尘雾，却始终无法看到长安。此二句道出生死隔绝，为开启下文着笔。长安既不得见，相会自然更无因缘，于是才有聊寄信物以表深情的描绘。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惟有拿出当年与君王恩爱时所得的旧物略表深情，请求道士把这钿盒、金钗带回君王前。金钗被掰成两股，钿盒分作两半，双方各持一股、一扇。只要两人同心，如金钿一样坚贞，天上人间虽阻隔重重，总会有相聚的那一天。不写成“钿盒”而用“钿合”，也许还有相合、相会之意。以物之两半相合喻夫妻合谐，或以两半之分喻两情悬隔，这种写法由来已久。金钗、钿盒原是完整的两件东西，如今一分为二。一方面，如原文所言，是表示爱情的地久天长；但另一方面，意味着永无复合的可能。这也正象征李、杨再次结合的期望永无实现的可能。故具有反讽效果。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临别时又反复多次委托道士把话儿捎去，其中的誓愿只有君妾两人知道。有一年七月七日，在长生殿上，夜深人静时，两人曾山盟海誓：在天上愿作相依双飞的比翼鸟，在地上愿作相生相缠的连理枝。“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之时。“长生殿”，在骊山华清宫集灵台侧近。不过，唐代也称皇帝寝殿为长生殿，不必细究。这几句写得哀婉动人，深情缠绵。“七月”以下六句，为作者虚拟之词。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云：“长生殿七夕私誓之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今详检两《唐书·玄宗纪》无一次于夏日炎暑时幸骊山。”“比翼鸟”，传说中的鸟名，只有一目一翼，其名鹣鹣，雌雄并列，紧靠而飞。“连理枝”，两棵树枝干连生在一起。古人常用此二物比喻情侣相爱、永不分离。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虽然天长地久，也会有穷尽时，而这生离死别的绵绵长恨，却永远不会有了结的时候。最后两句以概括性的语言点明“长恨”，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誓言不能实现的千古遗恨。这两句常为后人引用。《老子》谓“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里则反其意而用之。通过“尽”对“天长地久”的否定，极度夸张地写出了“恨”之永。同时，又通过“此恨绵绵无绝期”，显示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愿望的虚妄，加深了李、杨爱情的悲剧意义。其实，愈是饱含泪水不懈地追求与思恋，其分离就愈具有悲剧意义，使人冥冥之中感受到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心灵负荷就愈沉重，感伤的心灵就愈丰富。而李、杨永恒的分离与彼此痛苦的思恋，又把他们的悲剧放大了，使他们的爱情悲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评解
这是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以“长恨”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唐玄宗、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悲剧结局。其中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练的几句话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诗人从反思的角度写出了造成悲剧的原因，但对悲剧中的主人公又寄予同情和惋惜。全诗写得婉转细腻，却不失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明明是悲剧，却又那样超脱，实为浪漫与古典兼备的绝妙典型。读后令人荡气回肠，不愧为千古绝唱。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争论。或曰批判“汉皇重色”误国；或云歌咏李杨爱情；或云二者兼有之。然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止于“主题”。从作者创作意图来看，《长恨歌》即“歌长恨”，歌咏爱的长恨。白居易自言“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说明作者是为歌“风情”而作此诗。诗分四段，先写热恋情景，突出杨氏之美和玄宗对她的迷恋宗因贪恋女色而误国事有所讥讽。次写兵变妃死，悲剧铸成，玄宗肠断。这是悲欢荣辱极端对比的写法。再写物是人非及刻骨铭心的无望思念。最后写天人永隔之长恨。如此由乐而悲而思而恨，构成全诗的感情脉络，其间因果关系密切而分明。
元和元年（806）春天，白居易为了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与他的朋友元稹共同研究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把他们的政治主张写成《策林》七十五篇。白居易认为，国家虚弱、人民贫困，其原因就在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所谓“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而为了救济时弊，就应当广开言路，使民情上达；建立采诗之官，以及时听到人民用诗歌形式反映的意见和要求。他说：“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已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后做过周至县尉这样的小官。然而，宦途的失意却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收获。这时他结识了好友王质夫。一次，他们游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时，谈到了早已在民间流传的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这个内容正好能够批判“君之奢欲”，可以使统治者“酌人之言，补已之过”。
全诗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杨贵妃得宠的情形。这一部分又分为三层。
第一层（“汉皇重色思倾国”至“一朝选在君王侧”），写杨氏入宫。
杨家女儿，怎样能够进入宫廷呢？诗歌开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是由于皇帝好女色。一个“求”字，讽刺深刻，入木三分。仅仅两句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帝王形象就初步刻划出来了。前六行诗交代了李、杨的会合过程，下面便展开描写他们会合以后的生活。
第二层（“回眸一笑百媚生”至“玉楼宴罢醉和春”）写李杨欢爱。
杨贵妃长有一副好姿容，但诗歌却没有在杨贵妃的容貌上花很多的笔墨，只写了两句：“回眸一笔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通过对比来写她的容貌之美。“六宫粉黛”是经过选求而来的，自然不是寻常女子，而杨贵妃竟能使他们黯然失色，突出了杨氏的容貌之美。下面笔锋一转，开始描写李杨间的腐朽生活。
这种生活分三步来写的。
首先写赐池，这是欢爱之始。这个情节的选择，具有典型的意义。
然后写唐玄宗迷恋女色，不理朝政。一个是“重色”天子，一个是“倾国”贵妃，于是日日沉醉于“芙蓉帐暖”之中，先说“春宵苦短”，写封建帝王寻欢作乐的腐朽心理。后说“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封建帝王的昏庸行为：不是偶尔不上朝，而是“从此”不理朝政了，为后来的变生不测埋下了伏笔。
朝政都不理了，镇日迷恋于杨贵妃的美色之中。第三步就写杨贵妃专宠。“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把杨贵妃恃宠撒娇、以娇邀宠的形象，刻划得情态毕现。
第三层（“姐妹弟兄皆列土”至“不重生男重生女”）写杨家势炎的煊赫。
随着杨贵妃的得宠，她的亲属，如叔父兄姊等，皆有封赠。自此杨氏一门“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甚至“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长恨歌》在处理这种内容的时候，没有花这样多的笔墨进行描写，它只是用“姊妹弟兄皆列土”来正面叙述杨家的权势，其他三句都用社会反映来烘托这种权势：人们不仅羡慕杨家的“光彩”，而且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短短四句诗，杨家那种“炙手可热势绝伦”的灼人气焰写出来了。从而深刻批判了那种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的丑恶现象，矛头所向，直指封建帝王。
第二部分写杨贵妃遭变身死的情形。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骊宫高处入青云”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变生不测，惊破迷梦。
李唐王朝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潜滋暗长，总有一天会爆发，这是当时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有的预感的。而唐玄宗却毫无知觉，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祸在眉睫还依然与杨贵妃在骊山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
"仙乐风飘处处闻”，“处处”二字，一是照应“骊宫高处入青云”的“高”字，声高所以闻远；二是说明管弦之盛，日夜不歇，所以用了“处处”二字。“尽日君王看不足”，“尽日”看还看不够，还能有休歇的时候？还能有心去理朝政？“看不足”三字，写尽了唐玄宗的荒淫心理。直到战鼓连天动地而来，才使他从荒唐迷梦中惊醒。“惊破”二字用得好。“惊”，正说明他沉醉于温柔乡里，对变乱毫无知觉，毫无精神准备，而这正是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破”，说明叛乱的鼙鼓惊醒了他的美梦，使他与世隔绝的那层轻烟薄雾，被叛乱的烟尘妖氛所取代。到此，唐玄宗留恋不舍的“神仙”生活，被他亲手酿造的安史之乱彻底埋葬了。
这一层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开始写安史之乱的后果。
第二层（“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杨贵妃被迫缢死的情形。
首先交代杨贵妃缢死的地点是“西南行”路上的马嵬坡。由于唐王朝政治腐败，致使安禄山长驱直入，一直破了潼关。唐玄宗刚从“梦”中醒来，毫无准备。跟随他的人不多，在诗歌里却写成“千乘万骑西南行”，很有气势。这是因为，这时的唐玄宗还是李唐王朝的正统君主，同时，这样写也是为了与杨贵妃死后的凄凉气氛相对照。就这样，在人慌马乱之中来到了“西出都门百余里“的马嵬坡。
然后写杨贵妃的缢死是出于不得已。“六军不发”，说明了军士们对唐玄宗的贪色、对杨家的误国，群情激愤，难以遏止；“无奈何”三字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九重之尊的大唐天子已经今非昔比，说话不灵了，面对不发的六军无可奈何；二是说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留恋，让她去死，实在不是出于本心，这仍是在写“重色”二字。“无奈何”的心理刻划，与下句的难割舍的“宛转”表现相配合，虽然只有两句，却把杨贵妃死时的情景描写得很生动。
最后写杨贵妃死后的情景，写得很凄惨。钗簪首饰委弃地上无人收拾，说明急于西逃，匆忙到何等程度。这里刻划唐玄宗的心理用了“掩面”二字。《长恨歌传》说：“上惨容怛心，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掩面”这个细节，写出了唐玄宗那种“不忍见其死”而又不敢使其不死的复杂心理。
第三部分写唐玄宗对杨贵妃思念和他的凄凉生活。
从这一部分开始，诗歌的调子凄惨悲凉，充满了对李杨遭遇的同情。分为三层：
第一层（“黄埃散漫风萧索”至“夜雨闻铃肠断声”）写唐玄宗在赴蜀途中对杨贵妃的思念。
一开始，诗人没有直接为我们剖析唐玄宗的心理，而是通过融情于景的手法，使景物浸透着浓厚的感情以借景抒情，“黄埃散漫风萧索”不正反映了唐玄宗失去杨贵妃以后，心情的“散漫”无着、“萧索”无趣吗？写栈道的“萦纡”不也正象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九曲回肠吗？峨嵋山下的寥寥行人，正衬托出唐玄宗孤单的心情；而日色暗淡，旌旗无光，却正反映着唐玄宗心情的沉重、忧郁。
下面笔锋一转，又采用了触景生情的方法，直接描绘唐玄宗的心情。
四川的景物是很美的，碧草春色，黄鹂好音，真能使人赏心悦目。但是这“水碧山青”的美景不仅丝毫不能引起唐玄宗的愉快情绪，反而勾起了他对杨贵妃“朝朝暮暮”的思念心情。明月是美好的，然而蜀地的明月在唐玄宗的眼里，却成了“伤心色”。杨贵妃虽则马嵬坡身死，但对她的深切思念却伴随唐玄宗在蜀道上登山涉水。
第二层（“天旋日转回龙驭”至“东望都门信马归”）写唐玄宗返京途中对杨贵妃的思念。
这一层不象前一层描写得那样细致，只是选择了马嵬坡这个典型地点，让唐玄宗旧地重来。“到此踌躇不能去”，简直离不开这个地方，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很深的感情。前面说过，六军将士对唐玄宗的重色、杨家的专权是不满意的，现在又说“君臣相顾尽沾衣”，一个“尽”字，好象没有例外地都痛哭不止了。这是因为，在杨贵妃死以前，诗人重在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杨贵妃死后，则把重点转为同情他们的悲剧了。这样写，一，为创造悲剧气氛。二，这次途经马嵬，是经历了京城由陷落到光复、君臣由出逃到返还等重大变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痛定思痛，恍如隔世之感，正可借此一哭，发泄内心的悲哀，倒不一定完全是为贵妃洒泪。
返京与出逃相比，没有性命之忧，还带有一定的凯旋意味。但具体到唐玄宗却又另当别论。出逃时贵妃尚在，双双离去独自归，大有“白头鸳鸯失伴飞”之感；出逃时虽然叛军追逼，唐玄宗总算是大唐之主，虽则因“重色”而不问政事，但过问政事的权利还是有的。现在，肃宗已经即位，唐玄宗虽有“太上皇”之尊，却再没有过问政事的权力了。那近在百里的京城，对于他来说，早已失去了过去的魅力。内心的空虚使他无心催马，只好“信马”而归。
第三层（“归来池苑皆依旧”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写重返旧京后对杨贵妃夜以继日的思念。
先写白天的思念。正是池苑依旧，人在何处？看见亭亭玉立的芙蓉想到了她，看见依依飘拂的杨柳想到了她，而且“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一年四季都让他触景怀人。这是“依旧”的景物引起他的思念。但是，景物也有与前不同之处：西宫、南内都长满了秋草；落叶满阶也没有人打扫。过去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乐工、椒房的阿监，都已经老了。这说明唐玄宗晚年的生活是寂寞的、凄凉的，再也没有“六宫粉黛”来“承欢侍宴”了。这些当然都会勾起他对往日生活的怀想。
再写夜晚对杨贵妃的思念。从黄昏降临到宫殿，唐玄宗就开始“思悄然”；直到夜深时“孤灯挑尽未成眠”。有人说这一句写得寒酸，不象帝王宫中气象，其实，这正是为了说明唐玄宗晚年景况的凄凉，衬托出他心境的孤寂。下面用“迟迟”两个字形容“钟漏”，描绘唐玄宗的心理很细腻。人在不能入睡的时候，是多么盼望着黎明的到来呀！然而，长夜难明。这“迟迟”二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唐玄宗的悲伤和叹息！四句诗，黄昏、深夜、拂晓都写到了。再往下，又通过写霜寒来表现唐玄宗的心寒。“魂魄不曾来入梦“一语，既是总结上文，表现思念之深，希望在梦中相见的心情，又引起下文。
第四部分通过方士招魂写李杨始终不渝的感情。这一部分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临邛道士鸿都客”至“遂叫方士殷勤觅”）写让方士寻觅贵妃亡魂的原因：是因为君王没完没了的思念。让方士去寻觅本不存在的亡灵，已经说明了思念之切，再加上“殷勤”二字，就更突出了唐玄宗思念的心情。
第二层（“排空驭气奔如电”至“雪肤花貌参差是”）写寻找杨贵妃的经过。先说上天入地找全了，却“两处茫茫皆不见”，好象没有希望了；继而用“忽闻”一转，引出了海上仙山这个新天地，终于知道了贵妃的下落，使情节顿宕波折，十分生动。
第三层（“金阙西厢叩玉扃”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方士见到杨贵妃的情况。这一层写了杨贵妃寂寞的仙家生活和她对唐玄宗的深切思念，写得很细腻。
首先写她听到天子使到来时的表现：“九华帐里梦魂惊”。一个“惊”字，生动地表现了她那种出乎意外、难以置信的心理状态。经受马嵬之变以后，她失去了唐玄宗的爱情，过着与人世隔绝的仙家生活。她很想了解唐玄宗的情况、想知道她生活过的人间发生的事情，然而，哪里能够！现在，“天子使”到来了！这在她本来就不能平静的心田里，又掀起了汹涌的波涛。“惊”字用得形象、生动。
继而写她一系列动作：“揽衣推枕起徘徊”，一连三个动作，那么利落、那么敏捷，好象根本不是“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贵妃！甚至连睡偏的云鬓也来不及梳理、连花冠也顾不得戴正，就匆匆下堂来了，她急于见到天子使的迫切心情，表现得多么充分、多么生动！
然后写她的体态容貌：“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既表现了她体态的轻柔，又与生前作了呼应。“寂寞”是写精神状态，是外在表情。正因为内心有不可排遣的寂寞，在听到天子使到来的消息后，才会滂沱下泪。“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个比喻也用得好。梨花带雨的形象为人们所熟悉、所喜爱，把这个形象同杨贵妃带泪的容貌连系起来，不仅表现了她容貌的娇美胜似梨花，而且表现了她泪珠的晶莹有如春雨，新颖贴切。我们还记得，杨贵妃刚入宫的时候，写她笑态的美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现在又写她的涕泪愁容有万种风情。
最后，通过描写她的语言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
她向使者讲述了别后的生活。蓬莱宫，这是许多人养性吞丹以求侧身其间的神仙境界。但是杨贵妃却感到“蓬莱宫中日月长”，就是说，她觉得这种仙家生活如煎如熬，度日如年。充分揭示了空虚寂寞的心境。而这种心情的产生，正是“朝阳殿里恩爱绝”——失去爱情的结果。
她向使者讲述了她对人世生活的留恋和对唐玄宗的思念。“下望人寰”，表示她身登仙界，却心系人间。她一心牵挂的是什么呢？“不见长安见尘雾”，正是她承受唐玄宗恩爱的长安城。想望而望不到，她内心的苦痛、忧伤该是不难想见的。
现在，亲人派来的使节就在她的面前，她将怎样向亲人表达她的一往情深呢？一是寄去钗一股、盒一扇。这些“旧物”可使唐玄宗在天人隔绝的情况下，睹物思人，作为感情的安慰。二是重申了他们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都有方土复命、上皇震悼等描写。而《长恨歌》在把李杨爱情推上高峰后，却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带有感慨性的语言点明“长恨”，总结全诗，戛然而止，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所以在马崽事变之前，诗歌着重对唐玄宗的荒淫腐朽进行批判、讽刺，想通过描写他骄奢淫佚招来祸患的事实，垂作历史鉴戒。因此诗辟头一句便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把它作为全篇的纲领，然后详细描写唐玄宗“重色”误国、招来祸患的过程。
在马崽之变以后，作者又满掬同情之泪，来描写李杨的爱情悲剧，歌颂他们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李杨的悲剧，本来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而白居易却把李杨单纯作为安禄山叛乱的受害者、作为爱情悲剧的主人公来加以刻划，从而给予了他们过多的同情。在作者看来，当唐玄宗在马崽坡前面对“六军不发”而“无奈何”的时候丧失了作为封建帝王应有的权力，李杨作为安史之乱的酿造者，这时也变而成为安史之乱的受害者了。而正是安史之乱给他们带来了绵绵不绝的“长恨”。
这样，作品前后就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是作者世界观矛盾的体现。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使白居易不可能认清封建帝王的阶级本质。从而从根本上反对皇帝。诗人反对坏皇帝，却拥护好皇帝。批判唐玄宗是因为他违背了“君道”，“重色”轻德，贪恋女色而延误政事，以致酿成了祸端，给国家、给人民、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但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后世君王引为鉴戒，做好皇帝，恪守君道，避免祸乱的发生。而一旦祸患发生，当唐玄宗自食恶果的时候，他又转而同情，为之叹惋。当然，唐玄宗晚年凄凉、孤寂的生活，正是他当年“不早朝”造成的，这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暴露和讽刺作用。但这种暴露和讽刺却被诗人的强烈同情淹没了，使作品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长恨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一写出来，就被人们广泛传诵。当时有个妓女，曾夸耀自己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此妓竟因此而增价。
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廷生活，是写实；后半部分写杨贵妃死后的“仙家”生活，运用了幻想的手法。这就使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带有了一些浪漫主义因素。
这是一首抒情性很强的叙事诗，它以李杨的离合悲欢为线索，完整的描写了他们从相见、欢爱到死别、招魂的过程。变生不测，乐极悲来，整个故事大起大落，有曲折、有波澜，引人入胜。
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吴北江说：“如此长篇，一气舒卷，时复风华掩映，非有绝世才力未易到也。”正反映了前人对这首诗赞叹。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象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开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人生有情恨无休——谈白居易的《长恨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元和元年（806年），其因对策语直，不得为谏官，补京兆府周至县尉，期间为《长恨歌》。《长恨歌》是他著名的讽谕感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
《长恨歌》的前半部描写了唐玄宗的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后半部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玄宗的刻骨相思，点出了人生长恨。该诗思想上是具有双重性，艺术上成就很高。
“汉皇重色思倾国”是以汉武帝入题，实影射唐玄宗，唐人好以汉武帝影射唐玄宗，如杜甫的《兵车行》中有“武皇开边意未已”，即指唐玄宗。本诗中有几个典故也涉及到汉武帝，《汉书.外戚传》记李夫人兄李延年曾于武帝前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在得。”后以“倾城倾国”比喻女子的美貌，所以此句诗点出之后出场的杨玉环具有倾国之貌。“金屋妆成娇侍夜”即汉武帝的“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之典。“御宇多年求不得。”御宇即是治理天下，此处即指出杨玉环具有倾国美貌，同时也对后来的兵乱进行了讽刺，这天下并没治理好。“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此处有意隐讳杨玉环初为寿王妃，也就是唐玄宗的儿媳的史实。
对于美最难表现是容貌的描写，无论怎样描写，都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高明的文人都有意回避对容貌的白描，避实就虚，多用衬托。美不只是形象，更重要的感觉，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都没有容貌的白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指出了杨玉环的美艳冠绝六宫，具有倾国之貌。中国人常将亡国归罪于女色，女色惑主，此处的媚就有这个意思。“媚”这个字含有迷惑之意，媚常与狐媚联系在一起。“回眸一笑百媚生”就指出杨玉环的美貌与媚态，迷惑了君王。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列土”，土地历来是最重要的资源，得到土地也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玉环一人受到宠幸，她的姊妹兄弟都粘了光，兄弟姊妹都封官加爵，杨家有了令人羡慕的光彩。“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两句明显具有讽刺的意味，当时有歌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和“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门楣就是支撑。杨玉环的例子都冲击了当时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是中国人顽固的传统观念，对于这个观念的冲击，就造成了纲常崩坏。安史之乱时，杜甫在《兵车行》中有也“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进一步映证了当时这种风气，“信知”就应该是当时重女轻男的风气。这种风气不是追求男女平等，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一种纲常的崩坏，《长恨歌》和《兵车行》其实都是对这种现象的谴责。
纲常崩坏，社会必乱，当然，当时不只是男女纲常的崩坏。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暴发了安禄山兵变，这兵变是动“地”来，是来自地面，是现实的兵变动乱，反衬了唐玄宗的高高在上的缥缈生活。回头再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活：“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生活是高高在上的生活，同时也是缥缈的生活，如在天上，是不现实的，对于皇帝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兵乱将玄宗唤回了现实，玄宗也不知所措，选择了弃都逃命，玄宗的逃跑也不失君王之势，“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逃跑都跑的浩浩荡荡。“翠华摇摇行复止，”“翠华”是指皇帝的车架，皇帝的仪仗中用翠鸟的羽毛作装饰的旗帜，“摇摇”表现了军心不振，有气无力，所以逃起来也是行复止。跑出不远，有的军官就追究起逃跑的原因来了，皇帝是英明的，“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鲁迅《阿Q正传》）所以这次兵乱的罪魁祸首肯定是杨贵妃了。于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贵妃缢死。
“无奈何”是谁无奈何？当然就是那个“掩面救不得”的唐玄宗，“无奈何”是懦弱的表现，“掩面”是不敢面对，是逃避，是惭愧。接下来跑路环境的描写就是唐玄宗的心境写照：“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黄沙散漫、昏天暗地、大风萧瑟，凄凉惨清，就在这漫长的行程后，玄宗到达了逃亡的目的地四川，并设立了行宫。四川山青水碧的风景并不能调节玄宗的心情，他朝朝暮暮不忘杨贵妃。“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玲断肠声。”他见月怀人，听雨心哀。当人悲愁离苦时，是睡不着觉的，必定失眠，这里面的“见月伤心”、“夜雨闻玲”也说明了玄宗夜不能寐，其伤感沉痛于此可见一斑。玄宗周围的一切都笼照在悲伤之中，就在这缠绵悔恨的生活中，安史之乱终被平定。
在回长安的途中，经过杨贵妃缢死的马嵬坡，唐玄宗竟不能发现贵妃的尸身，这为后来的海上仙山的贵妃重现埋下了伏笔。“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此句十分贴切地表现了玄宗失魂落魄的心情，一切都变得无意义，回到长安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面对旧物，勾起了往事，让人更伤心。“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宫庭池苑还是原来的宫庭池苑，那些太液池中芙蓉花，那些未央宫里的柳树，依旧象从前一样美丽明艳，让他想起贵妃的美丽容颜。回到长安的玄宗和逃到四川时的心情一样，没有什么好转，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玄宗依旧伤感悲切，夜不能寐。“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对于这种刻骨相思,是无法排解的，“悠悠生死经别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不过作者很巧妙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杨贵妃重现，“临邛道士都鸿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以极其夸张的描写表现了寻找杨贵妃的过程。中国神话有三界，即天、地、人三界。可是人间不见，天上不见，地下不见，超出了三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就在这似乎绝望的时候，却又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极度的反差，作为人间高高在上的皇帝唐玄宗如同生活在痛苦的地狱中一样，而死了的杨贵妃却如同生活在仙境，而这里的太真，即杨贵妃，杨玉环离开寿王，唐玄宗先将其度为道士，法号“太真”。这仙山上的杨贵妃也如同玄宗一样痛苦地思念对方。“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离开人间的杨贵妃依然别有一番妩媚。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天上人间毕竟不是一界，一切都只是想象与假设，也只能“将旧物表深情”，相会只是美好的期望。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处的“恨”就是情，是此“情”绵绵无绝期。人因为有情才有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就因为有情人未必成眷属，所以“愿”就能打动人心。“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恨天下有情人难成眷属”。
情殇——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人宫专宠”、“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一曲震撼古今的生死恋歌——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悲剧美
一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感伤叙事诗。它是一篇以历史上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诗作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既批判了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的事实，又对李杨生离死别的恋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歌颂了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全诗重在表现李杨爱情的悲剧性冲突，在诗的后三分之二部分，诗人以他卓绝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把唐明皇与杨贵妃人鬼之间的“生”“死”恋情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表现了强烈的悲剧美，给人以荡气回肠的震撼力量，赢得了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让千百年来的历代文人墨客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之精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长恨歌》写的是发生在皇宫内苑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特定的环境与特殊的人物，就无疑决定了这种爱情的特殊性质及其方式。他们一个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和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的风流皇帝，一个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代佳人。他们一见钟情，是自然而然的。于是他们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于是就“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于是就：“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些迷恋爱情的描写，不但表明了李杨爱情的特殊方式，同时也显示出了他们在爱的旋涡中狂热和痴迷的程度。
也正因为这是帝妃的爱情，所以必然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皇帝是体现封建统治权力的最高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生影响，这就使他的私生活也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帝妃的结合，就不只是两性的结合，后妃的废立也常常伴随着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兴替成败。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就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一方面大胆地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由于终日沉湎骄奢淫逸以至荒废国事，宠信奸臣而把天下弄得大乱的事实表示不满和痛恨；一方面却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和爱情上不幸的遭遇抱着同情的态度。然而从诗的总体看来作者还是重在歌颂他们之间的坚贞的爱情的，白居易是主张实行既为君又为民的“仁政”的。实行“仁政”的君主，就应该“重德”而不“重色”，因为“重色”就不免荒淫，荒淫就不可能实行“仁政”。他在任左拾遗的时候，曾上书要求拣放宫人；在“七德舞”中，歌颂了李世民“怨女三千放出宫”的措施；在“八骏马”中，反对周穆王迷恋歌舞宴乐，尖锐地指出那是“一人荒乐万人愁”；在“骊宫高”中，则歌颂不到骊山游幸的皇帝，理由是“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在“上阳人”中，则揭露了李隆基“密采艳色”的荒淫，是和人民的利益直接冲突的。加之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个同情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的政治思想、有着杰出政治才能的作者。他主张遏制统治者的私欲，倡议减裁冗员，节省开支，要求减免人民的赋税，他的总原则是统治者应该“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他诗歌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为己任的。他认为“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旧唐书?白居易传》）他的美学思想的纲领，就是“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始终关心人民疾苦，痛恨统治阶级搜刮民财、荒淫奢侈、穷兵黩武等现象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就绝不会视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荒淫误国的事实而不顾。他就必然地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给予有力的讽刺和批判。所以，诗歌在开篇到前面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对唐明皇沉迷酒色、荒废朝政作了有力的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在杨玉环入选前，李隆基求“倾国之色”，已有“多年”，“后宫佳丽三千人”，就是他多年求来的；但因都不是“倾国”“之色”，而造成“御宇多年求不得”。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而“一朝选在君王侧”。于是他们就开始“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放下国事不管，沉醉“缓歌曼舞”之中，一任杨家“姊妹兄弟”恃宠弄权，很快杨家兄妹地位炙手可热，权势倾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举国上下，动乱时机已酿成。也就在这时野心勃勃的胡人安禄山又得到了极大的信任和重用，竟至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觊觎中原，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叛乱发生。作者至此要告诫人们的是李隆基的荒淫生活酿成了“安史之乱”，造成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安史之乱”又埋葬了李隆基的荒淫生活，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悲剧的主人公，这也正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这也正是诗人的讽刺，诗人的态度，诗人的批判和诗人的告诫！
二
《长恨歌》一方面对唐明皇“重色”误国，导致叛乱的悲剧根源予以无情地揭露，另一方面诗人却也大大的丰富和美化了这个题材，并且在诗中表现了能唤起人们同情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从总的方面说，包括着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对形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白居易给予了深刻的批评，而对悲剧的结果，他却抱着深深同情的态度。全诗前三分之一部分是长恨的因，诗的后三分之二部分，作者则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李杨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
马嵬之难，消香埋玉，诗中的李杨爱情，便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首先，杨贵妃之死，使这爱情已失去了物质的内容，它只表现李杨之间的刻骨相思，其次由于李杨都已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就使他们的人仙之恋不再对政治发生影响，也不再以挥霍和浪费为其标志，于是这种爱情就变得于人无害了，也只有在这时作者以及人们才可能由于对他们的同情进而为他们的执着相爱而深深感动。所以，马嵬之难，既是李杨爱情的毁灭，又是李杨爱情的新生。也正是这毁灭，才有了这一新生。所以我要说，杨贵妃马嵬坡一死还真死出了“永生”。那么随着李杨爱情的社会内容及其效果的变化诗人的态度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长诗的后半部分，讽刺和批判的曲笔就全部让给赞美和讴歌了。过去学术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帝王和妃子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关系就是玩弄。持这种看法，自然排除了李杨之间存在爱情的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依据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的一段话：“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里，首先恩格斯只是说了王公贵族乃至骑士的“结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结婚”与爱情则又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恩格斯只是说统治阶级成员的婚姻是与政治及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没有说这一阶级的成员根本就不存在产生爱情的可能性。
其次，恩格斯在指出统治阶级的婚姻是“政治的行为”的同时，也并不排除可能发生的一些“浪漫事迹”。他说：“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的确，这种“浪漫事迹”，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是曾经有过的。例如汉高祖刘邦对戚夫人就十分钟情；汉武帝对死去的李夫人也百般思念；而顺治皇帝为董鄂妃之死痛不欲生的传说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说他还因此而出家了。光绪皇帝与珍妃的关系也可称得上是一种爱情，这在戏剧和电影中都曾有所表现，并为观众所熟知。
第三，帝妃之间这种“浪漫事迹”只所以会出现，恩格斯曾把古代性爱产生的条件概括为：“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志趣”并分析了这种性爱产生的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从一夫一妻制内部发展起来的，比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荆钗记》中的王十朋与钱瑞莲，他们之间的爱情，就都是在婚后生活中培植起来的。第二种是与一夫一妻制平行发展起来的，由于男女双方彼此倾慕，一见钟情，经过公开或秘密的交往，由爱悦而私自结合，《西厢记》和《牡丹亭》所反映的就是这种爱情。第三种是违反一夫一妻制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作为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的卖淫与通奸，这种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产生强烈的爱情，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霍小玉传》戏曲舞台上的谢天香、花魁女、天堂春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作为一种“浪漫事迹”出现的帝妃之间的性爱，也是违反一夫一妻制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无边的权力和任意占有女色的欲望，使封建帝王的婚姻变成最大限度的“杂婚”，因此在帝妃中间产生真正爱情的就极为少见。而它一旦出现，也就更加引人注目。李隆基与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并博得文人们的青睐，就与这“少见”的传奇色彩有很大关系。
恩格斯所说的古代性爱产生需要的条件，李杨之间都是具备的。杨玉环的“回眸一笑”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首先符合了第一个条件；杨玉环不仅是“天生丽质”，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深艺术造诣的舞蹈大师，她的艺术音乐才华在宫庭里是仅次于李隆基的，她创作并演出的霓裳羽衣舞，使精于鉴赏的李隆基也为之如醉如痴。不是吗？“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再加上杨玉环对爱情追求是那么热烈，对李隆基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厚，这就难怪李隆基对她那么倾倒了。“亲密的交往”就更不必说了，“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于是一代帝王与绝世佳人之间的爱情也就自然形成了。
三
《长恨歌》这首长篇叙事诗，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且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正如美学史上亚理士多德的著名的悲剧理论所言：“悲剧是描写比现实中更美好的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并从积极方面给人以‘净化作用’。”（王朝闻《美学概论》）。在《长恨歌》里白居易借助了李杨爱情这个历史悲剧的情势，借历史人物的名字，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爱情的毁灭充满同情或怜悯之心。这些也正是造成悲剧审美效果不可缺乏的情感因素。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帝妃之间根本没有产生爱情的可能，那么这里所描写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也可看作是诗人笔下塑造的爱情悲剧。所以，不庸置言，李杨的爱情应当属于悲剧，明皇杨妃在这首诗里作者是让他们作为悲剧人物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悲剧，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内容，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还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结局是具有先进理想的历史人物遭受精神的压抑和痛苦，直至牺牲他的生命。
在李杨爱情中，美的毁灭，是真和善的爱情，不是伪和恶的感情。在这里作者是把爱情上升成为一种人与人的普通性爱的感情来加以歌颂的，是普通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尽管爱情之前冠以帝妃之名，但它已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和改造了的。白居易借历史人物的名字表达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歌颂，对于伪恶战乱环境和腐败政治造成对美的事物的破坏，是深恶痛绝的，在这种情况下，悲剧中的人物名字，是属于诗人的。别林斯基说得好：“悲剧的任何一个人并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诗人，哪怕他取了历史人物的姓名，歌德说的这几句话是异常正确的：‘对诗人说来，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物；他想描绘自己的道德世界，为了这个目的赞扬某些人物，把他的名字给予自己的创作’”。诚然，历史上的杨贵妃，不是一个悲剧的形象，而是一个牺牲品的形象，她是帝王的玩物，侍从和奴仆，又是帝王的牺牲品。但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她便成了一个美的悲剧形象，她和唐明皇的爱情，也成了美的爱情的艺术典型。这位唐明皇，同历史上那个唐明皇，虽有脱胎的关系，但在诗人的笔下，已经只剩下驱壳，而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内容了。无怪诗人要把杨玉环曾为寿王之妃，明皇先赐她为女道士，道号太真，然后入宫的这一段真事隐去呢？这就可以看出诗人所欲达到的目的不是旨在揭露明皇的隐私，而是在于通过这两个典型形象，尤其是通过杨妃这个封建社会的悲剧形象，向人们昭示一种普通人具有的真挚的愿望和感情。诗人用诗赋予他们以悲剧美的物质，他们成了封建社会悲剧的两位主人公，他们所表现的真挚情感道德世界，是诗人的道德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为真正美的爱情而悲呼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封建意义，他们都是爱情悲剧形象，具有悲剧美的气质。他们的爱情经诗人的改造，已产生了震憾人心的美和油然而生的怜悯感。他们的爱情情节，已具有美学上所谓崇高的性质了，他们的形象是表现美的形象，如果表现为善和真的形象的毁灭，便成为悲剧美。因此我认为《长恨歌》就是一曲震撼人心的生死恋歌。
四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马嵬坡的生离死别香消玉陨，使李杨的爱情真正成为一场悲剧，他们之间的思恋，也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死恋”。“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李杨人鬼之间的生死恋情的序幕一经拉开，诗人的感情也一发而不可遏。此时，作者采用我国传统诗歌的写作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统一起来，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于是玄宗在逃往西南的路上，满目是“黄尘散漫风萧索”，“旌旗无光日色薄”。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种透过美景来写哀情的方法，使感情更深了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心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走，玉颜不见，“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事处”，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是“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天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玄宗看到了杨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狐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痛苦。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直到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就更勾起对往日两情相依的思念，自然是黯然神伤。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忆，回宫后的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读后使人回肠荡气，潸然泪下。作为一代帝王的李隆基，拥有着三宫六院，“佳丽”万千，他却不思而顾，一心地苦苦思念着天人之隔，生离死别的情人，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他们之间感情的真挚和深厚。也为后边写明皇“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等一系列思念之情和遍觅杨妃的行动作了伏笔和铺垫，打下了感情的基础。
五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爱的苦恋折磨着主人公，他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地受煎熬，想在梦中见一面也没能得到，太凄太苦。诗文至此，如果诗人给我们展现的只是“生”者对于“死”者的笃诚专一的苦恋的话；那么，最后的三分之一处，则是写“死”者对于“生”者的刻骨相思，也就是“死生恋”。如果说前面一直是现实主义的再现的话，那么后面将出现的就是浪漫主义的虚幻。诗人要竭尽全力去讴歌这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一爱情，倘若就此罢休，这似乎不是这个“深于诗，多于情”，热心于爱情题材的诗人所能作得到的。于是，诗人就大胆地采用杨妃死后的美丽传说，造出了一个神话世界，写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人仙”之间的生死恋，把李杨爱情的悲剧推向了高潮。
诗人这种把李杨爱情的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来描写，使李杨这种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具有了普遍意义，为读者构造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奇妙境界。
这种坚贞的爱情是感人至深的，它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于是人们“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道士尽心尽力，“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天上，地下，“两处茫茫皆不见”，最后“忽闻海上有仙山”。于是诗人便以其高度的浪漫主义手法，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给我们创造出一个美丽的神话世界：海上的仙山，烟云缥渺，姿态美妙的仙人，壮丽的金阙玉扃，华美灿烂的珠帘银屏，呈现于眼前。终于找到了那个被苦苦寻觅的人，“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曲”。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形象啊！诗人笔致轻灵飘逸，把神仙境界写得半真半幻，恍惚如梦。诗人是一个擅长写实的人，体现在诗中的浪漫主义描写中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在神奇的想象下仍不失细节的真实，这又给人一种强烈的实感。杨贵妃见到李隆基使者时犹豫的心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天子也如自己一样在思念着我吗？他真的派来了使者“揽衣推枕起徘徊”的动作以及出来时的肖像“云鬓半偏新睡觉”、“梨花一枝春带雨”，乃至她的表情语言“含情凝睇谢君王”真是维妙维肖，情态逼真，无一处不是虚构，又无一处不真实，它是艺术的真实，是合乎人情的逻辑的真实，感情的真实！只有这样的真实才使后面的誓言不至于凌空无依，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更加渲染了悲剧的氛围。
杨玉环“宛转蛾眉马前死”没变成马嵬坡下的一抔黄土，而变成了瀛海蓬山上的一位仙子，她还是那样温柔那样“含情凝睇”。而且她还宽容地原谅了李隆基，依然割不断与李隆基的不尽相思，“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真正了解了对方如自己一样日思夜念苦苦期盼时，为了寄托对情人的思念，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贞情怀，她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唯将旧物表深情”，“但教心似金钿坚”，两情若是长相思，“天上人间会相见”，已昭示得淋漓尽致。爱情的力量无坚不摧，爱情的神力无处不达，有了两人这种共同的期盼，有了两人这种共同的思念，哪管它今后蓬莱宫中漫长寂寞的岁月，只要彼此永远恪守七夕长生殿中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生死相恋的爱的力量一定会熔化一切，最终是“天上人间会相见”。
诗人用他绝妙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两个追求纯真爱情的典型：一个因为爱情而丧失了权势还要爱的痴情的皇帝；一个因为爱情丢掉了性命依然要爱的薄命妃子。他们是古代美学史上两个熠熠发光的悲剧形象，他们形象的光辉丝毫不逊色于焦仲卿与刘兰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后作者用神话的曲笔，幻化出来的这无望的希望，也许正是作者给自己、给读者的一种安慰，也许正是作者给千百万执着追求忠贞爱情的人们的一点慰藉，这“慰藉”正是作者对于李杨爱情悲剧寄予的最大同情和高度的赞美，《长恨歌》是诗人溶铸着血和泪的一曲震撼古今的生死恋歌。
美极必生恨，恨长美永生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中“美”与“恨”之关系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在“新乐府”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作风格“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流利明快、意脉贯通”，其诗歌以“浅切”见长，相传老妪能解。
以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为分界，白居易的诗文前期表现出极高的参政热情和“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写有讽喻诗《秦中吟》等，思想倾向鲜明，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后期深感官场险恶，转而独善而远祸，受佛道影响较大，关注一己自我，乐天安命，在率意自在中流露性情，追求闲适和超然物外的淡泊宁静，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舒放。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白居易的诗词：“称心而出，随笔而写”、“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说的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著名的长篇叙事抒情诗。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任周至县尉时所作。一天，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出游，谈到李杨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如何？”于是白居易赋诗、陈鸿作传，歌传本为一体，都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为题材，而最终结局又是悲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故曰《长恨》。
一、“美”与“恨”的悖论之争
《长恨歌》虽历时千载，但依然脍炙人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而“一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读者的心声。然而，《长恨歌》之“长恨”究竟为何？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观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派：
（一）爱情主题说
不可否认，在唐代《长恨歌》之所以受大众喜爱，与其对李杨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缠绵悱恻的描写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爱情“犹如一曲生死之恋”，“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述”。可以说，这部作品对李杨事迹的剪裁，模糊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皇帝与妃子的关系，将其描绘成天上人间生死相随的恋人。这样的爱情不仅契合唐人浪漫的审美心态，是当时民众所渴望的经典爱情，宣扬真正的爱情，而且饱含了对李杨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白居易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非讽喻诗，也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他是在“借兴亡之事，说儿女之情”。
（二）讽喻主题说
唐代诗人喜欢拿李杨二人的故事作为讽喻的对象。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李杨二人糜浮的生活以及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东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深刻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预示着安史之乱的必然发生。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激起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恋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绪，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也说“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
（三）双重主题说
诗的前半部分字字珠玑，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汉皇重色思倾国”起至“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姐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极明显，视为长恨之因；后半部分又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李杨的生死别离和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然而在歌颂与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唐明皇的重色轻国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诗的客观效果则是同情远远超越了讽刺，读者往往被其“风情”所吸引，而忘却了“戒鉴”。
（四）其它观点
以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世所不闻”的“隐事”，即兵变中杨贵妃用偷梁换柱之计易服潜逃，然后出家为尼。但此说多属想象与臆测，缺乏文献支持，被认为是对《长恨歌》的歪解，影响力不大。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长恨歌》是假借李杨的故事，表达对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他们考证，白居易年轻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湘灵，历经磨难最终悲剧收场。因此认为《长恨歌》中的李杨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遭遇改造而成的意象，表达的是自己与湘灵长相思的绵绵之恨，也表达对不得已的现实无可奈何的隐痛。
无论哪种观点，都建立在一定考证与分析的基础上，孰优孰劣实在无法妄下断言。从审美角度来讲，这些观点都对作品之“美”作了不同角度的阐述，“把诗歌意象作为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这一观点是较普遍认可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长恨歌》是围绕着“恨”与“美”的意象展开的叙事与抒情长诗，因此有其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皎然《诗式》卷首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说明诗歌是诗人心智活动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诗人作诗，首先是主观情感的宣泄，讽喻也好，感伤也罢，皆出于心。用白居易自己的话来说“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与元九书》）。
二、“美”的事物隐喻“恨”的滋生
《长恨歌》之所以出类拔萃地脱颖而出，广泛地流传开来，并且名垂青史，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对“美”的解构与精心的重组，而这些恰恰又符合了世界公认的悲剧定义。
（一）“美”的追求——“恨”的铺垫
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的最高最自由的生存方式，它关系到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对审美活动之谜的解开将有助于解释生命活动本身的意义和走向。
诗歌一开始，就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的字句，不管所指是否有“好色误国”的隐喻，恰恰体现了唐明皇对“美”的追求的本能。如果唐明皇不是皇帝而是平民，我们很轻易就能理解其“爱美之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唐明皇作为皇帝的本能需求呢？难道皇帝非得正襟危坐、远离红尘才算明君吗？贯穿全文来看白居易对唐明皇的性格塑造，已排斥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头上加的半神理想化的光圈，而使之成为一种更人性化的理想，一种包含了城市居民愿望的、与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人情味十足的皇帝形象。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才完成了对其更立体化、更趋完美的形象塑造。“因为唐玄宗所代表的，乃是一个给大唐黎庶带来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生平殷富之世，……唐人对玄宗的深切同情，蕴含着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盛极一时的开天盛世的如梦依恋”。唐明皇的这种人性的形象浓缩表现在开篇两句表现其对“美”执著追求的诗句里——美是理想的、终极的，它鼓励我们不断追求，审美理想中凝聚着人类的至善和完满。
无需对这种众人都心照不宣的追求多加修饰，“美”马上就出现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关于这句话，史学家认为不符合历史。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中言：“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未详矣，殊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新唐书?杨贵妃传》中也有记载：“杨氏，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白居易之所以不记载杨贵妃原为寿王妃的历史丑闻，兴许是想排除“美”中的丑恶因素，“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让“美”的出现显得超凡脱俗，更能引发读者对杨贵妃产生怜爱之心。因此单从这一句我们都不难看出，《长恨歌》绝非单纯的讽喻诗，白居易将其列入“感伤诗”就能理解了。况且杨贵妃在出场之前如同影子一样存在的描写手法，具有深不可测的“深闺性”，并且“这一深闺性越强，魅力就越大”，为悲剧的发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些对于“美”的追求，不仅是“恨”的背景，还在无意中播撒“恨”的种子，以“美”作为肥料，“恨”渐渐滋长了……
（二）“美”的实现——“恨”的叠起
从“回眸一笑百媚生”到“今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用了大量笔墨着力描绘杨的美貌与李杨二人形影不离的爱情生活。杨贵妃进宫后不仅自己“新承恩泽”，“三千宠爱在一身”，使得“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姐妹弟兄皆列土”，使得“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观念传遍长安的每个角落，且深入人心。《长恨歌传》中也说：“故当时歌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儿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这些都是从各个角度衬托杨贵妃之美。作者从杨贵妃倾城的美貌写到李杨二人共赏的良辰美景，语句华美浓丽中又不失流畅平易，用诗歌的音韵美勾勒出这段人间爱情的意境之美好，却也为下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大概应验了作者自己所赋的诗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太过完美的事情，往往有最大的疏漏。
然而这样的“好物”却不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上阳白发人》中的“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明显刻画的是一个善妒的杨贵妃的形象，其他还有曹邺《梅妃传》和杜甫《丽人行》中杨贵妃与梅妃勾心斗角为争宠的故事，这些都与《长恨歌》中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形象不符。中国古代就有把妒视作丑行之一的说法，辛弃疾《摸鱼儿》“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礼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仅在中国，“妒”在其他文化中也都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源氏物语》尤其将妒女置于最丑陋、最下等的“品”。然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却与这些丑陋行径无缘，以优雅动人的《霓裳羽衣》舞展现其惊世之美，颇有儒家经典诗乐舞统一的审美情趣。
白居易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剪裁与改造，剔除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最能表现爱情真挚感人的情节，淡化客观做出适当的艺术处理，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基础。可见此诗情在理先，“美”在声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杨贵妃的“美妇”形象越是完美，给“恨”的生长提供了越多的有利条件，终于“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恨”在“美”的极致中爆发了，而“美”也随之支离破碎。
三、毁灭的美丽、永恒的情恨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或许可以认为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长恨歌》的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受儒家思想观的影响，白居易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阐释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将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对封建男子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和文学轨迹造成了冲击。
（一）“美”的毁灭——“恨”的顶峰
白居易没有渲染“六军不发”的群情激奋，没有挥毫安史之乱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数落杨贵妃“红颜误国”的罪行，而是对作为政治替罪羊的杨贵妃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可以从白居易写杨贵妃之死用侧面描写的方法中看出：“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维护了杨贵妃的形象美与尊严美。杨贵妃的死变得宛如鲜花飘零，自然朴实地褪去了往日的风采，留下美丽的余韵，流芳百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毁灭”使意境达到了“美”的极致。
对于杨贵妃的死，唐明皇是无可奈何的。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不禁令人遗憾。作为帝王，唯有忍痛割爱、“安抚三军”，与其说此诗是在讽谏君王勿好色误国，不如说是暴露了封建统治的弊端——所有的重担都由帝王一人挑起，抹煞了君王的人伦性。一世英雄却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安坐王位、呼风唤雨却无法挽回从身边逝去的幸福和美好，必须忍受“死别之恨”，这种哀痛有多少寻常百姓可以承受，的确堪称“恨”的顶峰。
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转入融情于景的阶段。入川途中的黄埃、云栈、峨嵋、旌旗、日暮等残景烘托出唐明皇苦涩的心情；蜀江的绿、蜀山的青映照出唐明皇的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更是加重了唐明皇肝肠寸断的伤心之情。“叙事状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绘中寓有情味”。的确，在前篇描写两人爱情生活的场景后续写唐明皇形单影只的孤寂，景物同，心情却迥然相异，让人不禁慨叹“物是人非”的变迁之迅疾。
“美”已在现实变故中付之一炬，留下的是无尽的追忆与痛苦，这与叔本华对悲剧的定义同出一辙。“人总是为满足于现实而指向超越和理想，总在九死不悔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这就形成了悲剧审美的动人魅力。”
（二）“美”的怀念——“恨”的延续
然而只有“毁灭”还只是肤浅的痛，“痛定思痛”，“恨”的延续将“美”与“恨”在滔滔历史长河里达到完美的统一。
《长恨歌》通过方士寻觅杨贵妃的经过及二人的相思誓言所表现的天地人世灵界都不能阻隔的爱情，传达了时代的文化气息，富有崇高的审美情味。“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人世，遂更延长优美”。杨贵妃将钿合金钗交给唐明皇的这一情节描述，不仅带有神话性，让故事到达人间灵界相通的意境，而且通过这一信物寄予深情，恳求“天上人间会相见”，来应验当初的誓言。由此看出，“恨”并非“恨”诺言无法兑现，而是“恨”这一深情无法在生前表达完全，“美”消逝得太过迅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在怀念“美”之余延续的“恨”的最好写照，此时越是孤寂、哀伤，越体现出怀念之切。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预示着爱情的永恒超越轮回的斗转，这与前文提及的“从现实指向理想与超越”所指相类。的确，此绵绵之恨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甚至超越了伤感与哀思，成为“天长地久”的相思，实在可谓感天动地的意外结局。这结局既是“恨”的无穷延续，也是对“美”赞美的开端。
既然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如《陌上桑》中秦罗敷那样以聪敏智慧战胜凌辱的民间美女，那就让她摇身一变，成为蓬莱仙女，一来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二来增强了诗的审美情趣，使之在“恨”的延续中脱离陈腐的审美观念，得到升华。
长久以来，国人对女性的赞美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束缚，被禁欲说教所抑制，被“红颜祸水”的历史观所阻滞。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集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文字能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展现：用多变的语言从多角度展现她的外貌美，用流转的音韵从侧面描写她的毁灭美，用民间传说的情节赞颂她的永恒美，这些对美的描绘，使之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作者把杨贵妃由故事主人公转化为抒情诗的第一主人公，把她的镜头层层推近，再逐步拉远，顺利地引出绵长之恨得起因，让叙述者站在人物的角度或立场上，引导读者体味叙事者的爱憎并行不悖、抒情者的情绪波动，从而达成强烈共鸣，创造出浓郁的抒情气氛，使之更为感动人心。
回味《长恨歌》，我们仿佛能目睹长安街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热闹场面。在这“美”与“恨”交相辉映、互不逊色的双重奏中，读者的心也随着谐和的音乐美与缠绵的意境美在这绵绵长恨中随波沉浮……
长恨歌——读白居易《长恨歌》联想曲
长生殿中，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那种甜甜的气息，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容，只是佳人何在？锦衣华服的老人茫然地望着远方，掩不住眉眼间的思恋，历史在其中流动，而故事也在历史中流转……“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李隆基是指向十二点钟的指针，指针一节一节地跳动，一个朝代从鼎盛走向了衰败。他的前半生是历史的传奇，他的后半生是情爱的传奇。一个女人改变了他的走向，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乃至历史的走向。自他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家社稷达到了“开元盛世”的盛景。统治全国多年，自心爱的梅妃逝去后，日夜想找个绝代佳人，竟找不到一个称心的。
回眸一笑百媚生，三千粉黛无颜色。
关于杨玉环美丽的传说京城早已流传，他没有留意。等他看到她时，她已是太子妃，在他眼中，她只是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子。该如何形容玉环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之貌呢？有诗云：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从此他批阅奏章的心有点恍惚起来，毕竟是儿子的妃子，他的心左右摇摆着，挥不去她如花一般的美丽。越是隐忍，便越是想得到。
她的美丽就是她的罪恶，她使他深陷其中。他碍于她是自己的儿媳而不便明目张胆纳入宫中，于是首先让她出家脱离寿王，再以“杨太真”身份入宫。他们是一出爱情的同谋，是一桩叛乱的起源。为了讨他的欢心，她总是有很多新鲜游戏的创意，他们乐此不疲，昭阳殿里充盈着她的笑语；她是那样美丽，为了博取她的喜悦，他对她有求必应。他们共同粉饰着繁华，爱情是最好的假象。
江山保住了，美人却仙逝了。马嵬坡上，影踪全无。长夜漫漫，怀思反复。萋萋马嵬山坡下，荒凉黄土坟冢中，美人颜容再不见，地上只有她的坟。如果她不曾出现，他又会变成怎样呢？难以预料啊！也许他会把大唐的光荣保留得更长更久。但是选择一项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项的选择权。衰败只是迟早的事，当那张脸转过来对着他灿烂一笑的刹那，一阵颤栗划过他的心口，结局早已注定。历史的车轮又滚滚向前，并不为他留下一点思考的余地。
如今，岁月荏苒，他已是一个老人，他在缅怀他的过去——那些繁华的梦。他的一生，是一册帝国的兴衰史，可他也不过只是一个人，有血有肉，动了真情，便陷入了一个劫数。他们亲手制造的幸福快乐，成就了他们今生的死别。
夜风中，他燃起香，烟雾缭绕，幻化出一个女子哀怨的容貌。“太真......”他喊她，声音已经沙哑，伸出手去，什么也抓不住。烟雾散尽，万般皆空。他颓然坐下。只剩一盏灯在风中摇摆。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