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初次阅读朱先生二书的一些感受。最近有机会重读二书，虽然并不陌生,却倍感新鲜,大约是思想观点与学术心境与当初大不一样的缘故吧。
首先，我最为赏识和佩服的是朱先生在此二书中，能以亲切、平等的对话方式，以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态度，与读者谈文说艺,纵论人生。这种方式是最易于为读者接受的。在这些信中,朱先生以交心的态度与青年谈心，遂能深入读者的肺腑。如“谈升学与选课”（第七封信），朱先生就现身说法，谈自己当初读高师选国文科的经历,说明应以合个人兴趣、“胃口”为准；“谈摆脱”（第十封信），朱先生举了“禾”、“禹”等自己的朋友的事例,也使人感到十分亲近；“谈人生与我”,全信以“我”自己摆在前台与后台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来展开论述，使读者能直接洞察作者的心灵,与之交流、沟通。朱先生这种与读者平等对话、娓娓谈心、拉家常式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至今仍不失其价值。我以为这里可贵的并非写信谈天这种写作形式，而是朱先生视青年学子为朋友、与他们平等相待、同他们促膝谈心的这种尊重人的态度，是对读者大众理解、爱护、以诚相待、洞开心扉的赤子之心。朱先生写此二书至今已六七十年，时代早已大变，但朱先生这种精神远未过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型，青年中间出现了种种信仰、信念、理想、人生道德、审美等观念上的危机与迷惘，十分需要“过来人”与之交流、探讨。同时，社会人际关系的隔膜却有所加深，许多人的心灵被遮蔽起来了。因此，要赢得青年们的心，首先需要理解他们。这正是近些年来“理解万岁”成为广大青年喜欢的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目前理解、贴近青年心坎的、打动他们灵魂的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理解青年基础上与他们娓娓谈心、促膝对话、交流沟通的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我竭力推崇朱先生这种与青年将心比心、平等对话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今天比旧时代更为需要，更值得提倡。
其次，朱先生这两本书写得极富情趣，因而有巨大吸引力，不仅授人知识，给人启迪，还使你获得美的享受。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除了工作与物质的享受外，还需要有情趣，有精神上的慰藉与享受，否则，生活就太枯燥、单调、寂寞了。中国文人历来就很讲情趣。中国古代审美中“趣”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无论诗、书、画、乐都讲究趣味，并由“趣”生出旨趣、情趣、意趣、风趣、兴趣等一系从属范畴。如王夫之就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卷五）。朱先生虽出洋多年，喝了许多洋墨水，在美学思想中亦受到从黑格尔到克罗齐许多大家的影响，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人学者，他在两书中一再提到人生要有情趣，艺术要有情趣。在一书最后一篇“慢慢走，欣赏啊！”中，朱先生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朱先生不仅主张人生的情趣化，而且这两本书也确实写得很情趣化、艺术化。“情趣化”首先要有“情”，只有“理”没有“情”难以打动人心，不经过“情”洗礼的纯“理”是干巴巴的、抽象的。主要是谈人生修养的，更重哲理，但朱先生所谈的哲理是经过“情”熔炼而派生的，是含情之理，用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见思想这件东西与其说是由脑里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心里来的，”而“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他这十二封信所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当我们读这些信时，不仅为其所讲之理所折服，更为其字里行间流淌洋溢的情感所打动，反过来又更信服这含情之理。
“情趣化”还要有“趣”。“趣”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比。朱先生这两本书在这几方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起来。譬如“谈静”一信，是谈人生境界的。他所谓“静”，是指“心界的空灵”，有了心境的空灵，才能领略静中之趣。朱先生讲此理时，先引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了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来说明，后又引陶渊明、裕康几首诗解“静趣”之奥秘，读后使人不但在道理上懂得了人生动、静两者不可缺一，更领略感悟到“静”之趣味。以看松树的不同眼光、态度来说明实用、科学与审美的本质区别，是朱先生论美的著名实例。这个例子举得那么贴切，那么有力，那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朱先生的美学主张，所以不但在美学界，而且在广大青年中也传播极广。比起当时和当今的许多美学家来，能把深奥的美学道理讲得如此简明、生动，使人感到趣味无穷的，除朱先生外，少有人能及得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的国文功底深厚，所写文字极漂亮，于平易朴实中见优美，在行云流水中闻韵律，虽是散文，却有浓郁诗意。中不少篇章均有此特点。故读之如同欣赏艺术精品，不时获得美的享受，且感余味无穷。这些，大约是此二书“趣”之所在。
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
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解放前）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便也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夕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夕则竭力掩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不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祭的；又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七十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夏丐尊
这十二封信是朱孟实先生从海外寄来分期在我们同人杂志的目的，原思以一般人为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来介绍些学术思想。数年以来，同人都曾依了这目标分头努力。可是如今看来，最好的收获第一要算这十二封信。
这十二封信以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为对象。并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谁都是受信人，谁都应该一读这十二封信。这十二封信，实是作者远从海外送给国内青年的很好的礼物。作者曾在国内担任中等教师有年，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欧洲，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作者实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志士。信中首称“朋友”，末署“你的朋友”，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来，这称呼是笼有真实的感情的，决不只是通常的习用套语。
各信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作者虽随了各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却似乎也有一贯的出发点可寻。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作者用了这态度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其中如在一信里，作者且郑重地把这态度特别标出了说：“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心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夕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所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行家看了。”
“超效率！”这话在急功近利的世人看来，也许要惊为太高蹈的论调了。但一味亚于效率，结果就会流于浅薄粗疏，无可救药。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166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