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臣不愧是老油条，将皇帝的心思猜了个**不离十。赵柽在接连收到宗泽和合不勒的死讯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已到中年，而在古代人的寿命是很短的，这才有了‘人活七十古来稀’的老话，即使是天天被称为‘万岁’的皇帝也不例外。老赵家的长寿基因似乎也欠缺，少有长寿之人，多在五六十岁便撒手人寰，尤其是神宗之后都是早逝，反而是他爹现在打破了‘早夭’的噩梦。
随着年龄渐长，赵柽也面临着选择，他想给儿孙们留下一个清平世界，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赵柽十分清楚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世界上没有不灭的王朝，更没有万世基业，数代而终的短命朝代历史上比比皆是，自己不过是延续了大宋的国运，没有了女真人，没有了蒙古人，还会有其他民族的崛起和入侵，甚至是出现个把不肖子孙，败光了祖上的家业，更将被历史的进步所淹没。
赵柽也明白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城池，过不了的河，即使建造一座铜墙铁壁的洛阳城也难保不被攻破，将整个国运寄托在一座城池之上更是个笑话，当年的秦始皇修筑长城也没有能挡住外敌的入侵，近代的马其诺防线更是难挡纳粹的坦克的碾压。因此迁都洛阳并不只是从防卫的角度考虑，而是根据现在的局势发展，他不过是做好眼前的事情，至于以后自有后人操心！
黄河被称为母亲河，但也是条灾害频发的河流，历史上引发过无数的灾难。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开封靠近黄河享受着漕运带来的便利之时，同样时刻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仅据赵柽所知开封历史上就曾被数次淹没。以致留下了‘城上城’的奇观，而宋朝在开封城留下的除了史籍的记载和传说。在他的前世只留下了一座被称为龙亭的土墩和繁塔。
赵柽继位后，专门拨出专款动员大量的民夫、军队，加高堤坝、疏浚河流以保证京师免受水患之苦。可他知道以这个时代的科技是无法彻底消除水患的，自己及前人的努力不过是延缓灾难的降临，那剩下的选择只有‘惹不起躲得起’了，虽说这很丢一个‘万能’穿越者的脸。
再者此时的汴京已经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在这古代已经可以称之为超大型城市，和现代的大城市一样拥有着交通拥堵、发展空间狭小、消费性支出庞大等等弊端，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开封周围贫瘠的土地远远不足以供养这么大的人群，尤其是粮食和资金严重依赖东南地区，导致富了首都穷了东南，造成南北发展差距过大。
只过了不到百年，江南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如今赵柽开海通商。大力发展手工业，使得江南才得以恢复，而遭受靖康之乱北方却元气大伤，使得财政依然要靠江南供给。
现在随着赵柽扩张的军事路线实施。宋朝已经收复燕云十六州，并远达漠北地区，金国虽然尚存。但北部的军事威胁大大减轻，中原地区已经成为后方。向北部的洛阳迁都不仅能避免财政过分依赖江南，还可以促进中原经济的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北方经济的复苏……
自立国以来其实有两次机会是迁都的最佳时机，一个是太祖建国之时以‘辞旧迎新’的名义以洛阳为都，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太祖最终屈服于群臣的反对而没有能成功；再有就是靖康之变后，赵柽继位之时，那时汴京失陷任谁也明白此处为都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让女真人两次兵临城下。
但赵柽没有迁都，一者因为洛阳残破，土地荒芜，事出仓促难以成行；二者便是出于稳定人心，在两君北狩、黄河以北沦陷之时，收复都城有着现实的意义；第三就是赵柽不想背负‘胆小鬼’的名声，他要在击败女真人，将其灭国之后在堂堂正正的迁都，免得让天下人耻笑其因为害怕当了皇帝后马上迁都躲了起来。所以赵柽继位之后，局势稍定便遣景王赵杞以安置皇族子弟的名义修缮城池，整修宫舍，疏通运河，发展经济，以备将来时机成熟之时迁都。
而迁都可以说是国之大事，需要庞大的开支及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家肯定不会全部表示同意，对此赵柽也做了全面的准备。他仔细研究了太祖迁都之时群臣的反对意见，综合起来以当时的起居郎李符的‘陈八难’和李怀忠的进言最具代表性。
李符上书中称：“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李怀忠进言所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和李符的理由都是很充足和现实的。
但现在洛阳经过赵柽十多年的经营，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主要的阻力将是来自像太宗那样的利益既得者。虽然赵柽还没有确定继承者，但汴京成为大宋的都城已经近二百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地方势力，他们和皇族及朝廷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迁都将妨碍他们的利益，也将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
而当年太宗劝服太祖的‘在德不在险’也在儒教盛行的大宋拥有很大的市场，他们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以为单纯的依靠德政就能江山永固。
即便本朝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以汴京为都的缺点。名臣范仲淹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名将韩琦也曾建议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或被人劝阻，以致遗祸后代。
后世顾祖禹总结的好，他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赵柽对于‘德险之说’也是另有看法，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但与敌人谈道德和与虎谋皮无异，满口仁义道德的嘴是无法战胜凶残的...［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