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