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川水长，人生苦短。
相传孟婆汤是由一碗忘川水、两棵忘忧草（一说断肠草）、三朵白玫瑰（一说彼岸花，彼岸花的花液有毒）熬成的——人在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体味到个中滋味的。很多次，樊琼都心生出要去奈何桥边喝孟婆汤的想法——可是，当她得知柘市地震并没有把向左和曾直元等人怎么样的消息后，便决定要穷其一生去做以怨报怨、以德报德的事情了······说来也怪，柘市地震发生后，凡是做直销三商法的人，没有一个成为受害者——就连公主岭传销难民集中营里的成员，也阴差阳错地在地震前一小时，被悉数迁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伊圣农场。
白里黛告诉樊琼：“伊圣农场的前身是由劳改总局于1954年7月开办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伊圣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那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面积约为300多平方公里，利用伊圣河水灌溉。由于伊圣河在这里流淌，所以沟渠纵横、田连阡陌······那里的土地大多是以往的劳改犯们在荒滩上开垦出来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陆陆续续从各地往这里押送思想政治犯，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九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六百八十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八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九十人，还有些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还有在大学里被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干部，也有其它农场不听话的右派转送到这里来的——1958年最高峰时，伊圣农场向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5078人。但犯人陆续饿死或逃跑，又不断补充从别的农场来的不听话的右派分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学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实际来过伊圣的劳教犯人，要超过犯人最高峰时的上报数字。伊圣农场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加之从上到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高涨，管教对犯人越来越严厉，所以，当时有些右派听说要把他转到伊圣农场，吓得腿子直打哆嗦。
1958年5月份以前全场为一个大队，20个小队；6月份开始划分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
农业队为20个小队，基建队为10个小队，另有科研组、医疗组、工业组、木工组、铁工组、磨面组、养猪组等专业小组。伊圣农场为科级单位，下设教育股、财务股、生产股、后勤各股。生产股为农业、副业、基建三个大队。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由农场管教干部担任。各大队里有若干小队。大队和中队的文书、统计、粮秣、司务长、上士，小队长、班长，从劳教人员中挑选充任。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即服务队、园林队、蔬菜队。服务队包括马号、猪圈、羊圈、磨坊，共40人，下设4个班；园林队、蔬菜队各30人，各设3个班；直属中队共100人。一个中队是一个伙食单位。直属中队100人，加上在场部工作的右派，共120多人，是一个伙食单位，就是马号的人原来吃饭的食堂。这个食堂由于有猪圈、羊圈、磨坊和蔬菜，家底比较厚，伙食相对比较好。
右派们到了伊圣农场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饥饿直接威胁伊着圣农场右派们的生命，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他们刚到伊圣农场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时，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着身躯，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后来，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市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市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钻沙包’。”
听完白里黛的讲述，樊琼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地震震不死他们，恶劣的环境也会困死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政府的权宜之策嘛！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