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头儿也不知道从他那一代开始都住在那两孔土窑洞里，说好听一点是窑洞，说的不好听就是“土窟窿儿”。他在那里头吃饭、生孩子、睡觉-----。天下雨的时候听着窑顶上“扑嗒扑嗒”往院子里掉土，吓得全家都睡不着，生怕窑塌了把他们都砸死。院子里由于排水不畅，下大雨的时候院子里的水带着那猪尿兔儿屎一个劲地往窑里灌，想起来都叫人恶心的要死去。
孙老头儿从来没有求过康大功要弄一处宅基地。一来一个外姓人家，一般的好事就轮不着他；二来就是给他弄一片宅基地他也盖不起来，他只有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将就着。
因为那一罐儿土蜂蜜，康大功当时看着被马蜂蜇的眼睛都肿在一起的孙老头，便起了恻隐之心，叫他那信球一样的老大孩子去当了一个工农兵学员，谁知道那孩子是外拙内秀，在师范学校里扎了根，并且当上了什么书记。
康大功每每想到这些，他都后悔的直叹气，所以他从心里边扎紧了篱笆，孙家的老二老三无论如何也不叫他们再走出孙家屯村半步了。
自从孙家的老大在市里的学校当上了领导，孙家都敢给薛家打仗了，并且康大功觉得那孙老头儿以及他的两个孩子都敢对他康大功的指派怠慢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在伺机对孙家进行“手术”。
孙老头儿住的那“土窟窿儿”就在村口大路北边的沟下。站在大路边，那个猪圈似的小院子里的一切一览无余。在康大功的印象，中只要他或者薛老喜站在那沟顶上一声“老孙”，那孙老头儿便像被弹簧弹了出来一样，从窑里一瘸一拐的出来，仰着脸看着窑顶上喊他的人，孙老头儿知道那是队长派活儿的，便说：“说吧，说吧------”，那一刻，随在孙老头儿身子后面的还有他的几个仰着脸的孩子。
最近几年，不要说是薛老喜了，就是他康大功在那窑顶上十遍八遍地喊“老孙”，那孙老头儿大小时候在那“土窟窿儿”里不出来，他知道还是生产队派活的，他能去得晚一点尽量去得晚一点，能不去就不去。
薛老喜不止一次地向康大功汇报过这个事。康大功知道，自己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分地到户的好处，他孙老头儿更会从他的孩子们那里了解到分地到户的好处，并且还能了解到分地到户的必然性。
孙老头儿在生产队里干活从来都是这样，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只要拿着工具象征性地抡几下，便往一边一放，两手掂着裤子就离开了。
在农村，这种掂裤子走开的动作是表示要去解手的。人们遇见这事都是退让三尺，生怕躲避的晚了，对方拉到裤子上自己趁的老没成色儿不说，那还是相当晦气的。
开始，大家都自动给孙老头儿让条路让他走过去，看着他走下深沟或上到山上。
后来，人们每见到这种情况，都相对一个眼色不再给他让路了，孙老头儿便挤挤抗抗地走开。他的这种情况也是随着时间地推移一步一步向着利益最大化发展。开始他无论解大手或小手，都是二十分钟左右，后来慢慢延长到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一次，孙老头儿又掂着裤子走下深沟，薛老喜什么也没说便也跟了下去。
那是一个冬天，薛老喜从沟东找到沟西，一眼看见他蹲在地上，身子靠着一棵大杨树，厥肚子小棉袄盖着他的下半身，他仰着脸对着太阳，喉咙里发出深深的打呼噜声。
看见这一切，可把薛老喜气屙了，他仰着脸对着天大声哟喝：“老孙，你死了？你啥时候死的？你死了咋不叫咱队人给你埋了嘞？你真是该死了呀！世上好人恁多都死了，你咋不死嘞……？”
想必是薛老喜想叫沟上人听的。其实沟上的人都知道是咋回事，他们巴不得薛老喜在沟下和孙老头儿打一架，打死一个打伤一个，那样他们也会在那地头儿多站一会儿歇一歇；或那一天薛老喜因伤因死不喊他们去地，他们便在家里歇上一天。
孙老头儿慢慢睁开眼：“骂球骂嘞？人叫人死死不了，天叫人死活不成”，说完他又闭上眼睛，不过这会儿不打呼噜了。
“老孙，你真不要脸，人家都在干活你是在那弄啥嘞”？薛老喜大声问。
“屙嘞呀”！孙老头儿眼都不睁地回答。
“你屙，你屙，你屙蛋嘞！你分明是在睡觉，你当我没听见你打呼噜”？
“我咋没听见嘞？或许那是我放屁叫你听见了”，孙老头儿依然不睁眼。
“老孙，走，咱去见康队长去，你起来！”薛老喜总是仗康大功给他撑腰。
“中，管天管地，他也不能管这屙尿放屁，走就走，正想走嘞，看谁能给我的蛋咬了”，一听说叫走嘞，孙老头儿倒是来了劲儿，但薛老喜反而没劲儿了，他真切的看见孙老头儿是脱了裤子蹲在地上的。
······
康大功和薛老喜对孙老头儿这种不要脸的做法自然是十分的厌恶，因此凡是薛家和孙家发生了矛盾，康大公总是支持薛家。
后来在康大功的默许下，薛老喜凡是去孙家窑顶上派活儿或者通知开会，他都是先喊一声“老孙”，也不管那孙老头儿听见没听见，答应没答应，出来不出来，薛老喜紧接着就是：“老孙，你死了？你啥时候死的?我派人去埋你吧····？”
孙老头儿家那窑门“呼拉”都开了。这时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窑顶：“你是骂啥嘞？我会不知道该上工了······”？
自从那年薛家和孙家在红薯地里打了一架，薛老喜再也没有用过这种方法去喊孙老头儿了，一来两家有了隔阂，薛老喜知道“昌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害怕因此两家又打起架来无论是吃亏或者是占便宜，总不是一种好的现象；二来时间不长便分地到户了，谁也不用管谁了，薛老喜更不用去喊孙老头儿去地干活了。
70年代后期，农村生产的第一线，除了像康大功、薛老喜之类不干活的人群和像孙老头这样干活不出力的人群，真正干活出力的便寥寥无几了，他们像牲口一样是一群非常可怜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