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元老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十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次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
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的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恢复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和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其为“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除此之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这些新立的政党或半政党组织彼此间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数月一变或者一月数变，成员甚至领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党，明日却成彼党，令当时的人为之目眩，也令后来的研究者为之头疼。
譬如后来在临时参议院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便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和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五个组织合并而来。说到统一党，原本是章太炎发起的，但由于他这个人脾气极大，一向孤傲难以合群，弄到最后党内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结果开党元勋章太炎反被排挤了出去，最后袁世凯的亲信王赓（即后来的大汉奸王揖唐）控制了统一党，章太炎反由一个组党的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无党分子，闹腾一场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的，副总统黎元洪被选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另外还选出干事54人，包括当时的知名人物熊希龄、范源濂、章宗元、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党的圈子。共和党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组成，他们的政治取向是维护统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权主义，正好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袁世凯利用来对抗同盟会。
当然，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用国权主义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并在参议院中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作对，但其实也是想借助袁世凯的支持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待日后能够独立执政或者与袁世凯分享权力。共和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积极设立分部，其党员数量一度超过了10万人。
在全国各地组党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时候，同盟会于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后，同盟会挟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十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后，在政治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经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刮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但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正如当时的《真相画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由此看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咨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24倍以上。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
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
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小的变数。
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
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其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的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民主党，在梁启超回国后，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中共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如此，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宋教仁的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的对身边的幕僚说：“噫！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说到底，袁世凯不但对什么国会、什么立法权、什么政党内阁毫无概念，就连监督政府都视为离经叛道之事，这也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集会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民主的中国了。选票是个好东西，要怪只能怪到它头上。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154席，只占％，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方面放弃了军事，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这在一个沿习千年、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如何能办得到呢？宋教仁以为只要有一部《约法》，藉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
要知道，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都是赤裸裸的武力，又有几个把法律当一回事？
宋教仁也许忘记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与袁世凯的争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回来呢？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现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