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过去七天，陇东集团的改组工作并没有太大进展。
回到西峰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日，吴安平下令，甘陕省道县三极行政官员，在九月三十日前务必赶到西峰，商讨组建临时政府及新政党的事。陇东集团改组会议结束后，这方面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算是给人们一个适应，现在命令已然下达，自然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
当天，兰州和西安的国共两党支部得到消息后，分别向甘肃省长薛笃弼、陕西省长刘治洲，提出了旁听这次议政大会的请求。薛笃弼、刘治洲随即向西峰发了电报，吴安平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直接回复“可以答应”，并表示“热烈欢迎”。
按照先前规定的时限，截止到九月十五日，解放军要完成新一轮征兵工作，在甘陕各地征召二十一万新兵。吴安平询问通讯副官肖澜，得知当时各部已发来电文，汇报征兵目标已顺利达成，这才不再担心此事。不过，随即他向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发去电报，要求各部挑选国术高手到西峰报到，准备正式组建黑水公司。
另外，肖澜还汇报了一些消息，让吴安平有喜有忧。
喜事只有一件。据陕西方面的通报，蒋百里于九月十四日抵达潼关，向当地解放军驻军提出入境请求，据称要去西峰拜访总司令吴安平。当时吴安平不在，安柄朝在西安得到消息，知道他不会拒绝，便同意了这个请求，现在蒋百里已过长武，算时间后日便会到达西峰。
吴安平感到很意外，当前正是北伐紧要关头，蒋百里本该在前线替吴佩孚、孙传芳参赞军务，没想到居然专程跑到甘肃来见他。不过深想又不意外，解放军虎视豫西，想必令吴佩孚坐立不安，蒋百里此来不是为做说客，就是为探明解放军的意向。
与蒋百里再次见面，还称不上什么喜事，关键是吴安平已经决定，绝不放这位老看不清形势、总站在失败者一方的军事大家离开甘陕。不管蒋百里愿意不愿意，吴安平都准备给他戴顶参谋长的帽子，让其领导解放军参谋本部，并负责在庆阳建立一所陇东陆军军官学校，完善解放军士兵、士官、军官三极教育体制。
忧心的事也有一件。吴安平没想到，甘陕局势已然大变，但冯玉祥依旧在历史同一天，发起了赫赫有名的五原誓师。
八月十七日，冯玉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赴库伦。九月十日，他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在路上碰到溃退的西北军将领，又遇见了于右任。冯玉祥获知旧部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正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和鹿钟麟则在五原扎营，于是一行人便决定先赴五原，途中又遇上了宋哲元。
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等到达内蒙古五原县，鹿钟麟相迎。此时，西北军的败军大批集合在五原，除国民一军外，还有国民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和六军的弓富魁。五原其实就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还赶不上内地的乡镇。西北军一干残兵败将，劫后重逢，恍若再世，当时一致推举冯玉祥冯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就职誓师，宣称将“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实行三民主义”，并号召全体西北军响应北伐，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把一面北伐军军旗授给了冯玉祥。就这样，西北军从一支北洋军阀部队，华丽转身成为了一支国民军。
吴安平忧心的是，明明解放军异军突起，阻断了西北军北伐之路，并使其再难有重振之机，但《五原誓师通电宣言》中，却半点没有涉及解放军的内容，而且广东政府及冯玉祥，至今仍未派人至甘陕协商北伐之事。这意味着，一旦西北军进攻甘肃，解放军便将成为北伐的敌人，至少是暂时性的敌人。这是吴安平所不愿见到的。
冯玉祥信誓旦旦要率军北伐，但西北军刚被北洋联军击败，他自不可能再向东进攻张作霖及阎锡山，那绝对是自找死路。如此一来只有向西，历史上他就是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解西安之围，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现在冯玉祥既不派人过来协商，自然还是打定主意要进攻甘陕，占据地盘重振西北军了。
吴安平还真猜对了冯玉祥的心思。其实于右任、刘伯坚都向冯玉祥提出过向解放军借道直扑河南的建议，如果解放军答应，西北军虽只剩数万残军，但在河南倾力一击，仍足以搅乱吴佩孚的军事部署，直接致使直系灭亡。河南直军大多是靳云鹗旧部，而靳云鹗当初被吴佩孚免职，便是因为对“联张讨冯”的方针不以为然，这对西北军自然极为有利。
不过这些建议却遭到了冯玉祥的坚决拒绝。
冯玉祥出身行伍，能极一时风云际会之盛，自有其过人长处。他身体强健、精力兼人，且富恒心与毅力，因其崛起于行伍，故不仅能刻苦耐劳，且深懂士兵心理，对于世故人情极为透澈，也因此每对官兵或民众演说，总能把握群众心理，博取同情。另外，冯玉祥富于爱国观念，求知欲旺盛而又领袖欲极强，绝不甘屈居人下。
但冯玉祥也有几个短处。一是气量偏狭，不能容物，故常在重要决策之际受意气蒙蔽，而做出错误决断；二是自大骄傲，目中无人，喜弄权术而缺乏诚意；三是魄力不够，利害心重，在患得患失之间，往往只顾眼前，看不到更深更远的影响，这也是他的最大弱点。
虽然五原誓师之时，冯玉祥信誓旦旦要“联俄、联共”，但实质上其政治态度并不坚定，所谓“联俄、联共”很大程度上只是利己的权谋，缺乏必要的诚意。他亲苏俄，无非利用于一时，争取各种援助，以解西北军倒悬之急，而苏俄支持冯玉祥，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想借他之手，操纵中国政局，不然他们没必要对一位基督将军表示善意。
纵然西北军借道陕西直扑河南对北伐有利，但一来冯玉祥并不信任解放军，生恐中途有变，二来即便进入河南，以西北军这数万残军，经过与直军对耗，根本剩不下多少实力，也无法应对晋系、奉系在北方的进逼，到时候吴佩孚的势力或许确实消亡，但西北军也必将陪葬，这是冯玉祥绝不愿看到的。
西北军是冯玉祥根本的力量凭依，他还是想先找块地盘恢复实力，然后才挥军加入北伐战场，以消灭北洋势力，实质履行爱国者的承诺。想来想去，既不能向东再硬碰奉系、晋系的联军势力，自然只有西进与解放军掰掰手腕，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西北之王。
西北军从未与解放军直接交战，冯玉祥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亲手打造的军队，会不如解放军强大。虽然解放军横扫甘陕，从无敌手，但对张兆钾、孔繁锦的甘军，以及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更看不上眼，他认为只要集合西北军三万主力，这样的敌人同样不堪一击。
这其实不算自大，西北军确实战力强横，但冯玉祥不知道的是，解放军横扫甘陕前后消灭二十万军阀部队，其自身战损却是不可思议的小，其间阵亡士兵总数连两千都未达到。如果知道这个信息，不知道冯玉祥会嗤之以鼻不肯深信，还是会干脆打消进攻甘陕的念头，老老实实借道，或干脆窝在宁夏、绥远休养生息。
由于解放军的政治态度并不明确，于右任、刘伯坚自然对冯玉祥更加信任。而且此时冯玉祥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北军又已加入国民军，一边是可能的新军阀势力，一边是自己一方的势力，其倾向性如何不言自明。见冯玉祥打定主意西进，两人便不再相劝，反而帮忙谋划起来。
冯玉祥在五原重组西北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其旧部收到消息，纷纷前往五原投奔，张之江由宁夏赶去，石友三亦由包头赶去。
当时包头已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周围的部队全是西北军降军或溃军，所以冯玉祥便随石友三一起到了包头，在那里征召旧部，整顿军队。
暂时来说，甘陕北线并未有任何战事爆发的迹象，但尚纪元在从固原发回的电报上，已做出提醒，宁夏的西北军正越来越多，而马鸿宾的回镇马军，在海原以西的活动又趋于活跃。这似乎都表明一个事实，冯玉祥确实有夺取甘肃的野心，或许等其整顿好西北军败军，就是图穷匕见的一刻。
尚纪元的独立师虽已扩充到一万人，但一旦与西北军发生碰撞，其实力还稍嫌不够。为加强北线实力，吴安平下令第一师留守西峰，而警备师则由师长黄日新率领，开赴固原，暂归余铁鹏的第三军节制。同时，他命令驻防兰州的李章第四军，立即向北攻占白银，给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一个教训，也让他知道知道，站错队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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