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终于等来了机会，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结果如何呢？
可是，在光绪皇帝的亲自督办下，专案组查了许多天，仍然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光绪皇帝急了，反复询问专案组，但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
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大小官员和黎民百姓到了他这儿都得主动下马，这可是不属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
于是乎，违制罪名成立，光绪可算是逮着了小辫子，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
到了这儿，似乎是大快人心、欢呼雀跃，光绪皇帝也算是办了一件为国为民铲除贪恶的好事儿。可是，万万想不到的大逆转很快就到来了。
稍微平静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由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
让光绪皇帝大跌眼镜的是，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是被革职的庆宽！而且，公选推举的意见非常统一，光绪皇帝想驳都驳不了。
正所谓世事难料，这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没过几天，竟然摇身一变，升了正四品的官，掌了盐法道台这样的实权。这当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
皇权何在，王法何在，青天何在？
所以，面对这样的“规矩”和与之相附的人和事，皇帝老儿也没辙儿。鼎盛时期如此，衰败时期更是如此。
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也就是溥仪退位。袁世凯考虑平稳过渡，让溥仪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为皇帝服务、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民国政府每年还拿出“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
溥仪哪儿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道有多黑，几乎是大撒把，将这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却不曾想，这叫惯了穷的内务府到了这会儿，还在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
溥仪后来也算懂得不少了，让他根本想不通的是，皇位都丢了，也没什么具体的治国大事，可内务府在进入民国后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
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内务府本身的开支竟然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100万两。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以没钱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等买卖，小日子一点儿没差，反而是越过越好。
清亡之后，那些原来的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新闻来。因此，北京城内的贵族和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与内务府越来越厉害的贪污自肥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下，无异火上浇油，激化整个满族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有人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却视中饱私囊如日常，寻私舞弊为特许之命。横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揭露内务府之人经常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
而实际上，内务府的人远比弹劾的人说得更严重。他们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就直接把贪腐的目光只能投向紫禁城里面。
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什么金器、珍珠、宝石、玛瑙，甚至是古玩字画，有的只换回很少的钱，已经不仅仅是盗取皇室财产，而且涉及破坏、盗窃国家文物了。
这时候，连社会上的报纸都看不过去，大张讨伐，内务府还不知羞耻地出来辟谣或解释，成为坊间一大谈资。
而咱们的溥仪皇帝，也屡有图治之心，动过很多心思要整顿内务府，可惜都无功而返。先是从宫外找了一人“空降”为内务府大臣，结果只干了三个月就“回家养病”去了。
再后来，溥仪遇到了郑孝胥，破格任命这位汉族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从此，溥仪和郑孝胥信心满满，一心革除弊端、开源节流。郑孝胥甚至都计划好了，改革后的内务府只要保留四个科即可。
于是，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是，从此之后，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一纸又一纸的空文。
这时，锐意改革的郑孝胥采纳了一个官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却不曾想，宫中这些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一下子断绝供品之咱，就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
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才刚刚烧出来，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了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的语言同样杀气腾腾：“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
溥仪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的鼓励下，郑孝胥、庄士敦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知道遇到了硬茬儿，上下对此二人恨之入骨，决心不择手段扳倒他们。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
很快，内务府的还击见了真章。
民国国会里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非常直白，除了直指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更加要命的是，指责中还有一条，那就是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可是，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已经是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
而这些舆论，也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国会提的这些责难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此前不久，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以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正在这时，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而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内务府大臣绍英，也时也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
“内忧外患”之间，“群情震动”之中，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回到了不显山不露水的绍英手里。
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终于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一代帝王，从此开些漂泊生涯，那些内务府的大小官员们，拿着狠捞特捞来的钱，各奔东西了。
这件事情，到了后面还有一个花絮。
那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退了位又当了日本人傀儡的溥仪，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犯，最后被特赦。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当年的小皇帝，在心里一直放不下，对那个一直“沿袭旧制”的内务府痛恨不已。
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内务府的掣肘，大清朝不至于亡。退一万步说，至少退位后的小皇朝可以得以保存，即使不能“东山再起”，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的存在。
……
所以，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虽然说董清明这些人不会像内务府那么恶，他们也未必去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他们的心中，认为“遵从规矩”比“服从命令”重要，即便这个规矩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很可笑。
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处理，变得一下子重要起来。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说的是处理问题的不同方面，也是不同境界。
如果说刚才唐卡在会议室外指挥打的那一场胜仗是举重若轻，看似轻描淡写之间解决了火鸡这个心腹大患。那么，眼下这个拿文件的事情就是举轻若重！